D-，这一章的标题我写错了，因为从1995年1月1日起，关贸总协定已经更名为世界贸易组织，因此相应的“复关”也应当改成“入世”才更准确。
但我也知道，这一章的标题应当说起对了，“复”字在这里当“多”来理解，而“关”则指“难关”或“关卡”。在漫漫十四年的谈判中，我们是经历了多少关卡，攻克了多少难关，才接近最后的好结果。从这个角度说，不管相?应组织的名称是否更改，用“复关”两个字来形容十四年的谈判进程都再准确不过。一个把黑头发谈成白头发的过程，其中的故事该是多么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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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拍于日内瓦的关贸大楼前，牌子上的GATT即为关贸总协定的缩写，现在这四个字母已被WTO取代，世界贸易组织依然在这栋楼里办公，我一直盼着，能第三次再进这栋大楼，去进行中国加入WTO的报道。
1994年年初，我开始和复关谈判结缘，并前后两次跟随中国复关谈判代表团到瑞士日内瓦，采访谈判进程。这以后，自己的目光再没从“复关”两个字上挪开过。于是，不妨让我用一系列的片段来介入“复关”这个大故事，权当抛砖引玉，相信一定会有人用更感性的笔，写出十四年中国复关谈判的历史，因为这段历史波澜起伏，拥有所有吸引人的诸种要素，错过是可惜的。
签　了
从1999年11月10日开始，我就变得坐立不安起来，因为我已知道，美国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北京。这一轮谈判至关重要，它直接决定着，新千年之前，中国“复关”进程是否会变得顺畅起来。
当然，关注这个谈判还因为：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中美关系迅速降到冰点，能否重开关键的世贸谈判，中美两国领导人能否打出各自一张漂亮的政治牌，结束双方冰冷的僵局，人们拭目以待。
在那几天谈判的日子里，我变得心神不宁，由于谈判结束时，我要做一期《焦点访谈》，因此我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给前方的记者和制片人打一个电话，询问最新动态，参与谈判的一些经贸部工作人员都会给我们在几个小时内?作出不同的判断，可见事态的发展如何曲曲折折。
15日中午，我们得知消息，下午有可能得出结果，于是，我们都在台里焦急地等待。终于到了下午，前方记者打来兴奋的电话：“签了！”
一瞬间，我有种想流泪的冲动，虽然我知道，和美国人签了，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加入世贸，但和美国人签了，则意味着一直关闭的世贸大门正式向中国敞开，接下来，只是看用多少时间走进大门而已。
激动只是一瞬间的，因为马上要开始工作，当晚的《焦点访谈》当然不能错过这一内容，可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从下午5点我开始在演播室采访专家到节目最后播出，只有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但最后节目还是成功播出了。
在这期节目的开场白中，我感慨地说道：“十三年的中国复关这一棋局正式进入官子阶段。”
老　故　事
棋局总是错综复杂的，开局的几步却非常重要。
如果把复关谈判比作中国与世界的磨合，那么到现在为止将近十四年的谈判只能算作中盘和官子阶段，序盘则该从更早算起。
在闭关锁国的年代里，是根本谈不上和世界真正磨合的，在七十年代中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的基金会一次又一次找中国驻联合国的相关代表，当时龙永图正在那儿工作。找中国人的用意很善良：希望中国能够接受联合国的援助。可不幸的是，当时的中国有一个重要的原则：绝不接受外国的援助。于是，龙永图们只好一次又一次谢绝人家。
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城市变成平地，几十万人遇难、致残，这样空前的历史性灾难发生了，按国际惯例，全世界各国的政府和人民都伸出了援助之手，然而灾难中的中国，依然固执地对援助说了一连声的“不”，这件事在当时的世界上是被认为“不可理喻的”，可不按国际惯例出牌的中国，在极左思潮中是不管别人“理喻不理喻”的。
几年之后，中国开始了艰难的改革，很快，1979年，中国政府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议，准备开始接受联合国的援助。于是，外经贸部一位副部长率领一个代表团来纽约，龙永图陪他见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署长，当时中国的那位副部长魏一民对这位署长说：我们中国准备考虑接受联合国的援助。
一瞬间，这位署长有些发蒙，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中国对他说“不”，于是?当翻译之后，他转过身来问龙永图：“是这样的吗？”
龙永图肯定地说：“没错。”
多年以后，当龙永图率团和世界各国谈判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的问题时，1979年这个老故事不知是否还经常想起，他是否会在想起时感到一丝幸运：中国终于从接受别人的援助开始一步步向国际惯例慢慢靠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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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聊天的是长春一汽的老总竺延峰，这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少帅，采访中，我针对复关在即，向他提出一个问题：“你这一任或许正是中国汽车业经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分！”少帅神情凝重但又很自信地回答：市场不相信眼泪。
大人物的大决策
1999年11月15日，中国和美国终于结束了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的谈判，这一结果让很多人兴奋。事后兴奋的人们也慢慢得知，这场谈判几乎提前结束，但由于关键时刻，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人打出了关键的政治牌，经济谈判中的难题终于被轻易化解，结局自然让人兴奋。
谈判中，中美双方的代表其实都授权有限，无论是美方的巴尔舍夫斯基、斯帕林，还是中方的石广生或龙永图，他们手中的底牌其实就那么几张，在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双方直接谈判的人士其实都无法更改底牌。很显然，谈判是一种妥协的艺术，双方如果不能互相满足，那只有先告别然后各自走人。
关键时刻，双方领导人以一种超乎寻常的大局观迅速作出决策，相信美方的代表和中方的石广生和龙永图们，都在谈判濒临破灭的边缘，得到了更新过的底牌，于是，谈判又柳暗花明。
?谈判中，江主席对美国谈判代表团的接见和朱镕基总理的驾到，缓解了谈判的紧张气氛。与此同时，巴尔舍夫斯基一次又一次回美国驻华使馆和“老板”通话，甚至出现她在外经贸部女厕中和正在浴室里的克林顿通电话的局面。相信这一切都为谈判成功打下了最好的伏笔。
在回到美国之后，美国总统经济顾问斯帕林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无论克林顿还是江泽民，将来一定会为自己在这一生中作出这样重大的决定而感到骄傲的。”
虽然我是中国人，但我同意斯帕林的说法，因为这个决定中蕴藏着一种大局观和坚定的方向。我喜欢这种大局观和方向，对中国来说，它似乎显得更加珍贵和可爱。
谈　判
原本我对复关谈判是一无所知，怎样谈判我更无从知晓。
不过1994年1月份我接到的一个电话改变了这一切。
电话是由我们评论部主任孙玉胜打来的，当时的我还住在地下室里，电话中主任告诉我：“做一个准备，3月份到瑞士日内瓦采访中国复关谈判。”
放下电话我有些头脑空白，一来复关情况不熟悉，二来这可是评论部成立后第一次出国采访，落到我头上，有些受宠若惊。
很快进入工作状态，3月初成行的时候我对复关已经有所了解。
谈判在瑞士日内瓦进行，在这样一个世界首富的国家里，谈中国复关的问题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要复关和复关之后的目标是什么。中国代表团住在中国人自己的一栋一点儿都不高级的小楼里，饭菜都是中式的，平时代表团的团长和龙永图他们都是在这儿排队买饭，自己洗碗，毫无特权。
代表团里有三十多人，晚上大家一般坐到一起开个大的碰头会，彼此碰一碰情况，第二天，分头和别人谈，有人谈农业，有人谈纺织品，有人谈服务贸易，各自分工，各自拿着厚厚的有关资料和文件，每天匆匆忙忙，行进在风景如画的日内瓦街头。
关贸总协定的大楼很西方很古典也很让人有压抑感，很多重要谈判和相关会议都在这里举行，因此我们无数次在这栋楼里窜上窜下。现在回头看，不管谈判怎样压抑、进程怎样缓慢，其实谈判本身就是中国和世界磨合的过程。十四年的谈判，十四年的磨合，很多人只盯着谈判的结果，是入了还是没进去？?但忽略了一点，在这十四年的谈判中，中国学会了很多，前进了很多。因为谈判代表团虽然只是三十多人，可在他们的背后，却是中国的各个产业，每一次谈判的进程，都是中国相关产业进一步与世界融合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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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为什么，在日内瓦采访复关谈判时，我会拍下这样一张照片，或许是大大的STOP深深地刺激了我，汽车到路口应该停下来，但复关进程和中国改革必须永远向前，甚至关键时刻不惜闯一些红灯。
是谈判自然不能总是心平气和，拍桌子的故事时有发生，另外还有冷嘲热讽和笑里藏刀加上精妙的口才，反正十八般武器，几乎都得用上。
有一次，龙永图和一个缔约方代表谈判，这位曾留学美国的代表在一些细枝末节上纠缠不清，甚至在一个定冠词的使用上翻来覆去地挑剔，龙永图忍住心里的气，说：“这个词能否以后再说？”这位老先生竟然说：“我的英文不好，今天一定要把它弄清楚。”龙永图笑了：“你英文不好，先去美国留学两年，学好了再和我来谈！”这句带刺的话瞬间让对方消停下来。
还有一次，龙永图和一个主要缔约方谈，谈着谈着对方开始装傻，说对中国的很多情况不了解，龙永图拍案而起，“你身为首席谈判代表，居然搞不懂这些，我只好原谅你的无知。”
当然吵归吵，拍桌子归拍桌子，谈判还要继续。在我采访期间，我就亲眼看见，刚才谈判时两人为各自国家利益拍桌子吵架，吃饭时，两人又友好地共进午餐，这样的转换让人更加感叹谈判的不易！
尤其不易的是，所有人都知道，只要和美国人谈妥，这件事就算结束，但偏偏在老美这儿，关卡最多，其他的国家自然是在看着美国的脸色。于是采访中，听多了别国支持中国复关的语言，我们的耳朵都有些麻木，因为动听的好话并不实用，而美国人如果转过弯子来，这事就算成了。知道了被人拿了一?把，不仅更容易了解谈判的不易，连我们的心情都痛苦起来。
波　折
中国十四年的复关谈判一波三折是大家都知道的，除去谈判本身，我们很多人对谈判的态度多次出现波折似乎显得更加惊险。一路上，各种风言风语一直都有，但1998年、1999年似乎更多更猛烈。
1999年初，龙永图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谈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既无大利又无大弊！”
我刚一看到这句话，就感觉到龙永图身上所承受的压力。
这句话是很策略的语言，似乎在解释着什么，似乎是在安慰着什么，又似乎在反对着什么。
也许是中国复关的热情多次受挫，因此有些人开始有了逆反心理，心生怨气：不入又怎么了？
其实我也曾有过同样的心理，1994年年底，我再次跟中国复关谈判代表团去瑞士日内瓦采访。这次谈判气氛十分紧张，因为1995年1月1日，关贸改成世贸，中国就不再是复关而是入世。因此中国代表团一到日内瓦，就下了最后通牒：“年底不能解决中国的复关问题，中国将不再主动举行双边磋商和中国工作组会议，如果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主席邀请我们参加中国工作组会议，我们也只能承担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乌拉圭回合协议中规定的相应义务……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将会继续进行，但是，这种改革开放的进程将按照中国自己的时间表进行……”
在这样的最后通牒下，在1994年12月份的日内瓦，中国代表团进行了一次多少显得有些悲壮的谈判，但结果却是无功而返。
最后通牒失效了。
一时间，我有些沮丧，另一种情绪升腾起来：不入就不入，看你能把我们怎么着？
但很快，这种孩子气就淡化下来，中国怎么能不融入世界呢？
可对于有些人来说，心中的诸种怨气则并不是很快能平息下来的，加之亚洲金融危机，全球一体化越发显示出对发展中国家的某些不利因素，国内一些所谓“民族主义者”，站在保护民族产业的立场上，对加入世贸组织开始提出质疑。
?一时间，“入关”还是“入套”这类文章层出不穷。可怕的是，似乎这种声音不仅出现在学术界，在学术界的背后，更有人持这种态度，甚至给人感觉正是背后有人持这种看法，才有了学术界反“入关”的声音。
这段时间里，我很担忧，因为用“民族主义”这面大旗，有时可以毁掉一项意义重大的事，而参与入世谈判者也容易被戴上“卖国”的帽子。
因此，我看到“入世既无大利也无大弊”这句话时，会马上感到发言者心中的一种压力。
庆幸的是，在最高领导的决心之下，一切波折都如过眼烟云，吹过一阵就散了。
可想一想，也还是有些后怕的。如果反对者占了上风怎么办？是不是怕入套我们就不入世了呢？
一个习惯于胆怯却又冒充强大的民族从来不会富强。
龙　永　图
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今年五十六岁，但却拥有一种超越了年龄的激情，只是这种激情深深藏在平静之下，一张嘴，你就会很迅速感觉到这种激情。
1999年11月15日那天下午，当中美两国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的谈判结束，我们在前方的记者很快打回电话，告诉我：“虽然谈成了，但龙永图一直没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我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不会的，这个时候一定是龙永图非常高兴的时候，因为多年参与复关谈判的他，终于看到光明的前景，只是他的激动不一定是用笑容来展现的，相信他的内心会感慨万千！
第二天早上8点多，他如约来到我们演播室接受我的采访，聊天时，证明了我头一天对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在当天的《焦点访谈》中，大家见识到了他平静中的激情。
从贵州走出来的龙永图在1973年开始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学习西方经济，当时他的很多同学都大为不解：“红色中国”派人学西方经济干什么。后来得知，这是周总理的部署。
这之后，他又多年在联合国工作，这样的经历使他在精通英语的同时更加精通西方规则，也因此他成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和世界磨合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谈判人才。
在日内瓦谈判时，龙永图每天很早起来在日内瓦湖边散步，将一天的工作在脑子中过一遍，然后开始紧张的一天谈判。
龙永图的口才极好，非常受记者的欢迎，但凭我感觉，他在国外用英文讲话，似乎得到的欢迎更多。因为每次在关贸大楼或其他机构里开会，轮到龙永图讲话时，平常人数不多的会议室里便会人多起来，走廊里也有老外用英语互相招呼着往里走：“走，听听，中国龙。”
谈判桌前的风采展现无疑，而回到住地，龙永图则会立即脱下西装。我发现，他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有很多好西服，恰恰相反，不是很贵的西装被他细心地呵护着。这种局面当时让我很感震惊。我希望这两年这种情况应当有所好转。
对于龙永图来说，每年在国外的时间可能并不比在国内少，但在国外，龙永图最不喜欢做的事就是逛商店，特别是高级商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不愿意受这个刺激，我不愿意在人家的商店里转来转去半天什么东西都不买，受人家的白眼。”
因此很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