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地和他聊起一个话题：爱国。
龙永图在一次谈判结束后，曾经深有感触地对我说：“我接受的是西方教育，我在英国待了十年，对我们的这种爱国心，有些人始终是有点儿怀疑，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越是在国外待得长的人，如果这个人是有真正爱国心的话，他会对这个国家爱得更深。在国外，受一点儿外国人的欺负，受一点儿外国人的委屈，我就感到受不了。”
我完全相信龙永图的这番话，并在当时感觉到，在谈判桌前待的时间长的人，这种爱国心会更强。也因此，当国内一些人对参与谈判的中方代表冠以“卖国”、“妥协”这类字眼时，我想，龙永图内心受到的伤害可能是最大的。
我能感觉到龙永图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如果前途美好，为此付出再大努力忍受再大误解，他都会执著向前的。
只是有一点，我对他深怀歉意。在11月16日对他采访的那一个早晨，原本9点钟，江主席安排他去中央电视台对面的京西宾馆，给那里的各省省委书记和省长讲有关昨天刚刚结束的中美谈判的情况，但结果，由于我对他的采访到9点才结束，结果他被迫迟到了十分钟，而到了现场，他发现，江主席也在等他。
?唯一可以弥补这种遗憾的解释是：他提前也给全国的普通百姓做了一次有关中国复关的详尽解释，因此，迟到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为什么要复关？
还是先用龙永图的精彩说法：
“过去，我们是小商小贩，在市场上来回窜，不交税，一看见工商来就跑，但现在，我们想租一个摊位，把生意做大，税照交，按工商管理的规则做事，否则，我们永远只能是小商小贩。”
对于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和世界磨合的最初艰涩已经过去，如果想要拥有民族真正复兴，就必须融入到世界中去，去经历那残酷的竞争，去在竞争中让自己身子骨慢慢结实起来。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
与此同时，“复关”也是很好的一种外力。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是，我们国内的很多事，想要做好，必须靠外力来冲一下，“WTO”，就是一种最好的外力。
我们谈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但其实，我们国内的开放还很不够，地方保护主义，不按规则行事，没有竞争的低水平垄断，狭隘的民族主义紧密的纠缠在一起，一直在对中国的改革进程起着反作用。
加入WTO，这种中国特色将被快速冲击。WTO表面上看是一个国际组织，但更是一整套经济运作规则，一旦加入WTO，我们就必须里里外外按照这套规则办事，很多局面就将发生根本性改变。
正所谓，有时新生必然带来旧有的死亡。
从经济的角度出发去谈论加入WTO的必要性，各种说法已经很多，不必在此再费笔墨，我们更该从更高的层面去面对WTO，面对中国加入WTO所深藏的意味。
二十多年前中国那扇紧闭的大门，让我们所有的人在回想中都会不寒而栗。改革伊始，在中国大地上，此起彼伏最多的文字，是人们心中的怀疑，“政策会不会变”，“变还是不变”成了我们的一块心病。
加入WTO，意味着中国这个可能多变的国家变得脚步更坚定些，改革开放的进程将更加不可逆转，中国将真正成为世界中的一员，会按牌理出牌，会越来越有信誉，会越来越接受通行的规则和理念。
这一切，不正是我们盼望的吗？
?这一次，中国领导人下了大决心，使中国入世谈判立即柳暗花明，其实这也是在告诉世界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将继续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向前走。
这个信号，不只是让中国人，也让全世界都吃到了一颗快乐的定心丸。
双　刃　剑
当WTO的大门终于向中国打开的时候，我的喜悦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强烈，一瞬间的激动过后，我开始拥有一种深深的担忧。
加入WTO是选择了一把双刃剑。如果自强不息，利当然大于弊，可如果固步自封不思进取，那就真的是“入了套”。
关于加入WTO，人们议论最多的是这件商品或那件商品降价，看到的首先是自己会得到哪些好处。普通的老百姓可以这样想，但做企业的、搞经济的则必须有一种如临深渊的危机感。我们的对手已经迅速更换，他们武装到牙齿，可怕的是还笑容可掬，稍不注意，我们就会在还没有还手时就必须举手投降！
这是一个可怕的场景。
加入WTO，意味着渴望平静热衷中庸倡导与世无争的中国人，必须学会时时刻刻在危机感中生存，给我们的时间其实并不太多，该到咬紧牙关的时候了。
十四年的复关进程艰苦异常，但WTO大门打开之后，前面的路更加艰难，走好了前面是领奖台，走不好就是悬崖。该到了高唱国歌的时候：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可在这种危险中却蕴藏着一种巨大的生机，中国应该不会错过。
让我们祈祷吧！

香港回归：起步的兴奋与回首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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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下的坐骑就是最后无法派上用场的敞蓬红旗车，也因此，这张照片就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
香港回归：起步的兴奋与回首的遗憾
自从香港回归CCTV七十二小时现场直播结束之后，一直到今天，都不断地有人问我：你认为你们的直播怎么样？
我知道提问者的潜台词是：还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
我同意他们的看法。
所以我在回答这样的提问时都会说：面对这次直播，你如果表扬我们，我会羞愧难当，甚至无地自容，但是，如果你激烈地批评我们，我也会有深深的?委屈感。
香港回归直播报道，我们如同没有参加过亚运会，就直接参加了奥运会的比赛，成绩并不尽如人意，但积累了参加世界大赛的经验，并且这样的经验告诉我们：下一次就不再是参与第一，而是要站在领奖台上。
对于我们很多做现场直播的人来说，这一次报道仿佛参加了一场百米竞赛，但在过去的比赛生涯中，绝大多数都没有跑百米的体验和训练。直播报道该怎样做，怎样计算直播时间，怎样设计报道内容，怎样在现场和前后方沟通，怎样处理应急事情，这一切几乎都是空白。虽然直播前很久，我们就到了前方，但直播最大的魅力和压力恰恰就在于：无论你怎样精心准备，一切要以直播时你真正的所见所闻和那一刻具体问题的处理为最后结果。这样一个大型事件，你作为新闻人，无法完全预知事情进展的细节和内容。所以形象地说，在跑这次百米之前，我们的训练是和百米有关的。比如长跑练耐力，铅球练力量，跳高练弹跳，跳远练对助跑的算计等等。但真正的百米我们并没跑过，因此直播的发令枪一响，我们才真正地离开起跑线，努力跑向终点。在这个全新的体验中，便暴露出我们种种的不足。
这次报道已经过去很久了，这之后我又参加了一系列大型现场直播报道。回头再看香港直播报道，太多的遗憾便显现得更加清楚。什么事情都无法再有一次，但还有种固执的念头，如果昔日重来，我们会报道得更精彩。
然而总是停留在遗憾之中，那就真正低估了香港回归报道对之后一系列大型直播和新闻改革的意义。香港回归报道不同于之后的大江截流和珠海航展直播或黄河小浪底截流这样的直播报道，它充满了太强的政治性和外交神圣感。幸运的是，在这七十二小时直播过程中，除去报道中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我们没有出现任何政治性或大的技术性的差错，这为后来一系列大型直播报道的出台做了最好的信心准备。其次，香港回归报道的直播动用了中央电视台大量从业人员，我们难得有机会在“奥运赛场”上通过实践清醒地在一系列不足中看到自己还需要补充什么，这又为之后的一系列直播报道锻炼了队伍。
当香港回归报道全部结束之后，我们很多做报道的同事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有种压力减弱之后的兴奋，反而大多心事重重。没有谁能比我们自己更知道那些遗憾被我们深深地在心里埋下了。相信在登上飞往北京的飞机时，很多人心中都会有一个念头：下一次，我们将不辱使命。
回到北京，大家惊讶地面对着太多来自各级领导的表扬声，但我想这都属于一种对未来的鼓励和善良的宽容。在这样的赞扬背景下，刚到北京我们就开?了内部总结会，激烈的批评声在我们内部占了上风，甚至强到让很多人觉得是不是自毁长城了。然而这种来自自身的强大批评是重要的，否则在别人因宽容而产生的赞扬之下，我们慢慢听信了这些赞扬，认为自己的报道还真的不错，那才真正可怕。
反思其实还有很多，但过去的毕竟都已过去，一种起步的兴奋和无法挽回的遗憾经常会在那一段日子过后，重重地袭击一下内心。我知道，很长的时间里我们都将面临这种兴奋与遗憾，但无论带着怎样的情绪，那段日子都无法淡忘。记忆中，画面已定格。
初入香港
香港回归的日子是1997年7月1日，但我们进入状况那就早得多了。每一个做新闻的人其实都在早早盼着1997年的到来，“我的1997”满大街地唱着，而每个人面对1997都有着各自的心事，干新闻的自然会想，那一年大事发生的时候，我在哪儿？
我当然也这么想。最初的选择只有一个：我和水均益在香港演播室任主持人，和北京演播室的敬一丹、方宏进他们遥相呼应。可计划没有变化快，1997年元旦刚过不久，策划组的何绍伟一天晚上给我打了个电话：小白，部队入港需要一个现场报道的主持人，我们都觉得你行，怎么样，试一试？
这个选择来得有点儿突然，我一时难以定夺，但电话中，何绍伟的诱惑便接着而来：我们这次部队入港，采取全程直播，上面有直升机，下面有转播车跟着部队的车行进，你做报道，多有挑战性啊！更何况部队7月1日早晨就进港了，还不影响你参与其他报道。
何绍伟抓住了我喜欢新鲜的心理，成功地完成了诱惑，我在电话中就答应了他，这个电话决定了我后来在报道中的位置。
没人能做诸葛亮，当初的我们在兴奋与挑战中谁也无法预知，这一个庞大的计划在投入大量人力和精力之后，却由于驻港部队入港当天大雨倾盆而烟消云散。所以从接到电话后，我的很多准备便和部队入港紧紧联系在一起。
1997年春节刚过，我接到指令，和军事部的冀惠彦、体育部的哈国英一起作为先遣团到香港察看部队入港路线。部队入港的报道相当多的工作是由军事部负责，但有些位置来自其他部门，技术不用说了。我作为负责直播报道的记者，来自评论部，而哈国英，她是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的直播导演，台里直?播马拉松比赛时，只有她出任过转播的切换导演，而台里并没有专门的移动转播车的切换导演，部队的行进和马拉松的转播有相似之处，因此哈国英责无旁贷。由此可以看出，任何事情做第一次时有多么不易。
我们三人在香港只待了两天时间，这两天基本上是在车上度过的。部队从深圳入港，有多条线路，我们不可能知道7月1日早上部队将由哪条线路入港，因此我们只有在两天跑完全部线路。还要细心地观察，哪个转弯太急，地面上的信号传不出去；哪块山太高，影响信号……因为不查清这些障碍，真正直播的时候，信号中断可不是小事。
<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1/1-20041111463V15.jpg" />
拍这张照片的时候，离香港回归还有几天的时间，但末代港督府门口的工作人员依然尽职尽责，不过，每当有人提出要和他合影的请求，他都用笑容配合，只是不知道，末代港督走了，这位老兄有没有下岗？如果下岗了，那现在有没有再就业？
对于我来说，这两天的车上生涯是第一次近距离走进香港，但绝没有观光客的潇洒自在，倒是满脑子装满了各种路边的地名和零星跳出来的报道内容。
两天一闪就过去了，香港对我总算不再是地图上的城市，心里开始有一层压力袭来，几个月后，我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报道呢？
磨　枪
想把一次直播做好，仅靠一次走马观花的车上二日游当然远远不够。
CCTV对整个参与香港回归报道的从业人员进行了严格意义上的培训。
距离香港回归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参与报道的人都被集中起来，在京?城的一个培训中心接受了两天的课程指导。
来讲课的都是对香港各方面都很熟的专家，从当地法律到民风民俗再到经济、传媒。两天的时间里，这些内容一起灌到我们的脑海中，和其他普通的学习不同，大家的认真程度惊人。显然，谁都知道，无准备之战打不出好结果。
这之后，我又得到了一次更好的培训机会。
为了让观众更多地了解有关香港问题的方方面面，CCTV要制作三个大的专题，一是香港问题的由来，二是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三是香港回归前的过渡期。我很幸运地成为这三个专题的采访记者。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随着采访的进行，我开始面对从1840年到1997年这一百多年的香港沧桑。从周南到历史学家，从参与谈判的中方人士到香港的范徐丽泰，采访大范围地进行；从广州的三元里到江苏镇江、南京的历史遗迹，从香港的街头巷尾到北京的紫禁城，一幅历史的画卷缓缓地在我眼前铺开。心情中有叹息有欣喜有屈辱有无奈，当采访结束的时候，我的心中已对香港的有关历史彻底接近。虽然最后在三个节目中，展现的还是采访到的一小部分，但更多的回忆、细节都成为一种储备印在我的脑海中。
当然这还只是宏观上的一种准备，具体到我要负责的“部队入港”，6月5日就开始着手准备。我和大部队从北京出发，到达深圳之后，同行的同事绝大多数进入香港，而我和一小部分负责部队入港报道的同事留在了深圳。
这之后的二十多天里，我几乎天天都要去深圳的驻港部队大本营，和他们沟通采访。从司令刘镇武、政委熊自仁到许多普通官兵，天天的接触，使我对他们的生活、心情慢慢有所了解，心里也越来越踏实了。
心　跳
紧张的心情一直没有停息过，由于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大型直播，过去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因此时不时会有一种恐惧感出现。这种报道毕竟敏感度极高，如果一句话说错，都有可能酿出一种不安的后果。因此在深圳的二十多天里，我很怕拥有独处的时间，平时忙着加上人多，这种恐惧会少一些，而一旦独处，自己吓唬自己，紧张又会因此加深。
不知什么原因，我周围的人和远在北京的朋友加上我自己，时常都会出现一种关键的口误。比如，给我打电话，关切地问：“你们‘戒严部队’的情况准备得怎么样了？”天哪，这纯属一种下意识的口误，将“驻港部队”脱口说?成“戒严部队”，但如果在直播中，我真的出现了这种口误，后果和影响就不那么轻松了。到后来，这种口误成了大家一种心照不宣的禁忌。谁也不去渲染，可还是会在演练和平日的沟通中出现，然后是偷偷的一身冷汗。虽然在最后的直播中，我和其他同事都没有这样的口误，但这种口误我相信在参加报道的很多同事心里都曾留下阴影。想起来会笑，可笑中还是会有些后怕吧！
构成这种紧张因素的事情还有很多。有一次演练，我们一位记者在车上拍演练画面，但在过海关时，忘了下车，结果随车队进了香港，他没有相关的证件，一个小的失误又酿成了大的事件。他被香港海关扣留，在香港海关待了近十个小时后，被接回，我们见到他时，脸色都很难看。他的脸色不好是因为事发突然加上近十个小时的“半囚禁”，而我们脸色不好是因为我们更加感觉到，这次报道中无小事，敏感度太高危险系数就大，一个小小的失误都可能造成不良后果。
如果一味紧张下去，可能还没报道呢，自己就已经把心脏病吓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