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于是精心地准备和同伴之间的扶持就成了一种安慰剂。
其实刚到深圳不久，我曾在一段时间里有一种深深的孤独感：因为我们评论部的绝大多数同事都在香港。我手里拿的是多次往返护照，因工作我好几次赶去香港，但都只待了一天就跑回深圳。并不是香港对我没有吸引力，而是在香港，同事们都很忙，都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压力，只有到了晚上才有沟通的机会，我也不想多打扰他们，事办完了赶紧往回跑。回到深圳一种失落感就会加深。伙伴们都在香港，而我在深圳孤军奋战，心中的感觉自然不好。在深圳我是和其他部门尤其是军事部的同事合作，大家并不熟悉，因此最初的时候，那种远离大部队的孤单感当然会有。这也是加重紧张心理的部分之一。
往后大家熟了，日子就好过得多，加上负责海军报道的张恒、负责空军报道的刘爱民都是我们部内人士，大家时常见面，趁闲的时候，聚在一起喝喝酒，把彼此的紧张心情分担一下，相互扶持的感觉就好得多了。
尤其要提的是和我紧密合作的编导兼摄像——军事部的谭湘江。这位拍过《望长城》《大三峡》的“大腕级电视人”，在我们合作的二十多天时间里，乐天的性格加上对情况的熟悉，成了我最好的心理医生，他可能感觉不到，但我的感激是要说的。
从忙碌中忘掉紧张，到好友常聚和同事的扶持，在深圳的那二十多天的时间里，我一方面为直播做着内容准备，而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面，是通过各种方式调适自己面对直播的心理。时间已过去很久，但那一段时间里，自?己心理上的紧张一步步走向舒缓。这其间，心路历程的艰难让我至今难忘，而且我相信，这种心理历程，在很多同事心中都有。由此也同样可以看到，第一次的不易。
熟悉情况、演练、调整心情，中间的报道计划也因各种原因一变再变，时间一步步推进到最后一刻，在回归还差最后一天的时候，我和谭湘江去进行最后的演练。那是晚上灯亮时分，在落马洲大桥上，谭湘江告诉我：这座桥上有一条管理线，虽然桥两边都有各自的海关，但无人区的这条管理线才是内地与香港真正的界线。我说那为什么不在这儿报道呢，而在当时，这个点并不在报道计划内。我和谭湘江马上决定，咱们就在管理线这儿给香港总部演练一下，争取这个报道点。
由于当时我们是实战演练，因此带着各种设备，香港总部能看见我们的信号，于是我就在摄像机前给香港总部的孙玉胜主任力陈在管理线报道的种种好处，并用图像把这儿的情况演示给他看。
效果很好，孙玉胜主任在信号中看到这个位置的独特性，马上同意了我们的计划。于是就有了高收视率的“驻港部队越过管理线”的现场报道和与此相关的经典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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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香港回归之前，我采访驻港部队政委熊自仁的工作照。现如今，他已是驻港部队司令，但我至今仍觉得当时驻港部队司令和政委的名字很有趣，司令叫刘镇武——威武之师的司令，政委叫熊自仁——仁义之师的政委。
后来在报道中，水均益呼叫我：“白岩松你在哪儿？”以至于回京后，谁?见着我都问这事。我想问题可能正出在这最后的转变上。当时我们正在管理线上，而信号却停留在前面的内地管理线上（也就是原定的报道地点），而与大系统的沟通由于事无巨细的繁杂可能将这一情况忽略了，因此呼叫不到是必然的。短暂的混乱和空白换回的却是一个高价值的报道地点，利弊得失容易算得清。
不过回到北京后，有一次买菜，卖菜的农民跟我说：“我还以为你在香港丢了呢！”听过之后我想，也许下一次，混乱就会消失。
上　阵
虽然这之前作了很多心理调适，然而在这次直播报道中，真正让我从紧张的心情中舒缓下来的是6月30日上午我参加的第一场直播：驻港部队离营誓师大会。这一次天公真的作美。在大会开始前一个多小时，天空突降大雨，所有人都担心，一会儿大雨继续倾盆，气氛以及报道会不会受影响？但谁也没想到，离大会开始还有二十分钟的时候，天空奇迹般的放晴。我相信，现场所有人内心深处都松了一口气，谢天的心意是强烈的。
于是也有了我的直播开场白：“一场大雨洗刷的是中国百年的屈辱，而风雨过后，是中国晴朗的天空。”
直播正式开始，我的八分钟现场报道顺利极了。当信号切走，我憋闷了很久的内心也如天空一般放晴，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至今都回忆得起。虽然这之后，我还有五段直播报道，但万事开头难，第一关一过，仿佛任务减轻了一半还多。
乐极必然生悲，直播结束后，香港总部打来电话，一通赞扬声更让我欣喜异常。我想应当放松一下，然后准备晚上的直播。于是我一个人登上军营外的出租车，跑到城里一个音像书店去选购，以此来犒劳自己。当我拿着战利品回到宾馆，才悲哀地发现，我的手机丢了。在这个时候，一个手机已经不仅仅是手机本身的价值，当时直播中和前方的联络由于手段还不健全，因此全靠手机，而手机一丢，麻烦事多了。我知道手机肯定是落在出租车上，于是拿着发票去找出租公司，结果是司机怎么呼也不回。我不知详情，但手机拿不回来是肯定的。紧急时分，军事部的领导把一个手机支援给我。
于是一下午的心情很不好，或许正是这种心情帮了我，没有让上午欣喜的心情蔓延，丢了东西却成了清醒剂，正所谓“塞翁失马，安知祸福”。当然这?样想也多少有点儿阿Q的意思。谁想到这种丢三落四却成了我以后直播的一个习惯：三峡直播前又丢了一块表。因此有人对我开玩笑：为了以后的直播成功，你干脆每次主动丢点儿什么吧！
毕竟还有五场直播报道，到了晚饭时间，这一切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晚上的报道无疑是重头戏，一是先头部队过管理线的直播报道，二是迅速赶到香港海关关口，报道部队正式进入香港。
我们早早就来到了管理线。这条管理线位于连接内地和香港之间的一座桥上，人们用铁皮做了一道标志线，它的底下便是深圳河，河水一如往昔平静地流着，怎知上面一场大戏已经到了启幕时分。
由于离直播还有一段时间，我去了桥边内地管理站的休息室，在里面看到一张巨幅照片，是伟人邓小平南巡时落脚于此放眼香港的珍贵图片，一瞬间感慨万千，伟人一句“1997年要到香港去看一看”竟成为遗愿，这种遗愿也已变成国人心中一种挥不去的伤感。于是我想，一会儿直播中，我应该把我的感触说给国人，让大家知道，就在离管理线二百米不到的地方，有一双伟人的眼睛和我们一起为部队送行，为屈辱的历史送行。
历史时刻终于到了，我只知道开始的时间，语言便脱口而出，十多分钟一闪就过去了，我当时并不知道有水均益找我以及有的画面没切到。我只知道，要尽心完成我的职责，当驻港部队的车轮驶过管理线，我和所有关注这一时刻的中国人同样激动，我在结束语中说：驻港部队的一小步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步。这起源于当初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登月时的一句话：我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虽有模仿之嫌，但我一直觉得，在经过百年风雨，部队入港一瞬间，中华民族如释重负，这句话是合适的。
完成了管理线的报道，我们立即登上等我们的汽车，赶到香港一边的海关出口，去报道部队正式进入香港的场面。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小插曲可以反映我们在报道中的投入。谭湘江在拍我们过管理线的直播之后，顺手将摄像机交到我方管理站的人员手中，因为下一个报道地点不用他来拍而有另外的摄像在等候。但一直到香港报道结束又返回深圳，他才在别人的提醒下发现手中的摄像机不见了，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摄像机丢在哪儿，于是他万分焦急甚至报了案。直到海关人员找到他归还摄像机，他才想起当初过境时托付给海关人员的事。这让我们再次感受到直播中的紧张与投入。
车到大桥另一端的香港海关出口，CCTV的报道准备都已做完，我下了车便接过话筒，开始了这一头部队正式进入香港的报道，本来时间只有十分钟，?但由于部队入港时间要符合事先谈好的时间，我的报道被延长到二十多分钟，事先的准备显然是不够的，只能根据现场的情况作应急报道。时间好像很长，直到摄像告诉我：“好，不用说了。”我才从直播状态中释放出来。也因此这一段报道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总是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如果后方提前告诉我要延长多少时间，如果以前能有更多直播的经验，我一定会在时间突然延长的情况下把报道做得更充实，更没有水分。
驻港先头部队的车队向着香港城中的万家灯火驶去，我们也收拾好所有的东西又驶回深圳。因为明天一早，我们还要和大部队一起进入香港。回到深圳的宾馆，自然是一夜无眠。先是和所有的观众一起，坐在电视前感受政权交接仪式的心灵触动，接着为凌晨的下一场直播做内容上的准备。这时紧张与压力已经随着几场直播的结束而消失，终于开始拥有了报道的平常心。记得在当时我就和同伴嘲笑自己：如果这种平常心能在第一个直播报道时就开始拥有，最后的效果一定比现在强得多。这是对自己“恨铁不成钢”的嘲讽，但也使我在以后的岁月中明白了一个道理：现场直播考验的决不仅是一个人的业务能力，而是心理素质。
7月1日，风雨中入港
7月1日清晨，深圳市民早已在驻港部队必经的深南大道两侧排成了厚厚的欢送人墙，我的第一段直播报道就是反映深圳市民欢送的盛况。当我报道结束后，立刻跳上车赶往几公里外的海关关口，报道部队正式出关的场面。短短几公里的路比想象的还难走，热情的市民把道路挤得不再畅通，但直播时间要到，在还剩不到两公里的时候，两旁的人群更加拥挤，汽车已陷入欢乐的人河，我只好下了车，一路狂奔赶到海关关口的报道地点，一到那儿，直播就立即开始，气喘吁吁自然难免。
稍有遗憾的是天气的变化，刚才还一切正常，突然之间却大雨倾盆，我只好打上雨伞完成了这段报道。之后便上了车，随着驻港部队的车流正式进入香港。
大雨一路下着，车上的战士们依然挺直腰杆，这时候他们已经不再仅仅是军人的形象。过去的百年，中国的上空经常会有大雨倾盆，如果这个民族没有绝大多数腰杆挺直的民众，又怎会有柳暗花明的今天。
车流在香港的路上匀速地驶过，除了进入香港不久，路边有众多市民集中?欢迎而显得热闹外，大多时间，马路两边是静的，刚过了历史一夜的市民大多还在梦乡。这之前的许多年，猜测、怀疑、抵触、合作、盼望等诸多心情都已成为过去，从7月1日这一个凌晨开始，多年漂泊在外的香港巨轮回航了。这一夜，他们睡得怎样？
一路大雨一路车轮与雨水碰撞的声音，终于到了目的地。等候在终点的记者翟树杰也和我会合，最后一段直播在我们俩的合作中结束了。我至今没有看到我们两个“雨人”报道时的形象是怎样的。但我记住了自己说的话：“刚才驻港部队的车流像一条线，把祖国和香港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一路上虽然有风有雨，但中国人一定会战胜风雨到达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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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国旗护卫队旗手的身边，我近1米80的个子也成了小个子，中间那位英气逼人的小伙子叫朱涛，1997年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和1999年澳门政权交接仪式上鲜艳的五星红旗都是由他亲手升起，我问他：怎么能一秒不差？朱涛答：0.01秒都不能差。
对我来说，所有的报道都结束了，我已经没有心情来兴奋或为自己的报道打分，好几夜没睡了，报道的担子一卸下，困意就袭来。到达住地之后，和同伴谈了没几句，我就奇迹般地以一个极不舒服的姿势睡去。一觉无梦，连姿势都没有变，傍晚时才醒来，恍惚中，已忘了身在香港，这种感觉多少有些奇妙。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把深深的遗憾记述下来，这份遗憾不仅属于我个人，?也属于CCTV整个直播报道。
其实我们一直准备在驻港部队入港时，用全程直播的方式来报道，我们乘坐一辆红旗敞篷车，车上有各种仪器，我在车上把路途看到的情况，驻港部队进入的情况讲述出来，信号传到天上的直升机中，再反送到总部，然后大家在屏幕上直接看到。但是由于天降大雨，直升机无法升空，电视信号少了一个中转，全部报道计划付之东流。遗憾就留在那儿，让每一个人想起来心中都有点儿疼。
我们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红旗敞篷车很早就从北京开来，就是国家领导人视察军队时用的那种，而司机是从香港请来的，因为他熟悉香港的情况。我们在之前的演练时，每一次进入香港，都有香港传媒的采访车追随我们，因为红旗敞篷车对他们来说太新鲜了。每次过关，香港方面的工作人员都要和红旗车留影。一时间，这辆红旗车在香港成了绝对的明星车。
可关键时刻的大雨，却让这辆车落了难，敞篷车变成汪洋中的一条船，我们在车上浑身湿透不必说了，关键是隔一会儿就要舀一次水，一路就是这样过来的。真是人算不如天算。这次部队入港的主体报道终于由于雨水而没能和观众见面，留下终身遗憾。
但是我知道，即使这个报道完成了，我们也不能拍着胸脯说给整个报道加上多少分。一转眼这次报道已过去了好几年，香港那一幕又一幕时常在我们很多人脑海中翻滚。
回头看当年，报道中很多遗憾已经无法更改，只能任人笑骂。过程中一些不是我们能左右的禁忌也没有必要说给大家听，因为电视报道效果就是要在屏幕上见，不管你屏幕背后有多少难言之隐。但如果你在屏幕上露出诸多的破绽，解释得再多也不过是推卸责任。对报道的遗憾归根到底在我们自己的缺乏经验，怨天怨地怨环境不如抱怨自己，而抱怨自己也不如咬紧牙关，在心中对自己说：“是的，下一次我会对得起你，观众朋友！”
香港回归报道是我们大型直播报道的里程碑，很长的岁月中，我都将带着略有遗憾的感激，深情地回望那一段日子，没有那些跌打滚爬的时光，就没有更好的未来。

澳门回归：世纪末的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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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2月20日零时，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澳门的上空缓缓升起，在遥远的北京的演播室里，我也举起OK的手势和背后大屏幕上这一历史时刻交汇在一起。那一刻，我知道我们必须感谢时代，因为我们拥有了见证民族辉煌瞬间的机会。
澳门回归：世纪末的抚慰
1999年12月21日上午，离9点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敬一丹、方宏进和我又一起坐在了演播室里，这意味着，中央电视台四十八小时澳门回归特别报道已到了尾声，该是说再见的时候了。
“一个四十八小时的特别报道可以结束，但一种情感、一种记忆却会在心中停留永远不会结束。”
这是我收尾时说的话，也是我当时真实的情感。
?在此之后的片尾处，参与此次报道的两千多人名的字幕在屏幕上快速地滚动着，这之前，敬大姐在讲到这个两千人的大名单时，我看到她的眼圈红了，而当这个名单真实地在屏幕上滚动的时候，眼圈红了的就不止敬大姐一个。这个时候，演播室已经聚满了人，忙碌了多天的人们面对着快速滚动着甚至来不及找着自己名字的字幕单，内心的激动在寂静中快速酝酿着。
当字幕单走完，屏幕上显现出“中央电视台”字样时，演播室里外掌声一片，台长赵化勇和其他几位副台长及各部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