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趣的是,我对这一纪录毫无知觉,这纯属无心插柳误打误撞,一不注意,拿了个第一。
但这个第一并没什么意义,纯属巧合而已。新千年的大幕已经拉开,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中国电视的现场直播将是一种怎样的发展道路?又将会怎样让人满意呢?更重要的是:中国又将怎样?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遭遇洪水:多买药少买点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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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我在制作《东方之子·长江人》系列节目的时候,曾坐着这辆车从四川的宜宾一直开到上海,历时三个月,于是,当三年之后长江遭遇洪水的时候,我记忆中沸腾的长江沿岸生活都被担心和关注取代,洪水中的长江人还像三年前我采访他们的时候那样健谈和乐观吗?
遭遇洪水:多买药少买点棺材
1998年夏季,对于干新闻的来说本来应该是个淡季。在设想中,1997年大事不断,从小平去世到香港回归再到三峡大江截流,新闻人过了忙忙碌碌的一年,而1998年则应该是个缓冲,因为1999年是国庆五十周年,再加上澳门回归和年末的新千年到来,又会是一个不亚于1997年的忙碌之年。1998年,除了年初的两会报道和年底的改革二十年报道最为吸引人外,年中则稍显平静,大家都打算利用这段时间调整一下喘口气。但谁也没想到,计划没有变化?快,人算不如天算,一场从南到北的大洪水不仅使原本想轻松一下的新闻人过了一个更忙碌的夏季,还把全国民众的目光都卷入其中。
那一场大水使得那一个夏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在国人的心中留下鲜明的记忆。在灾难面前,中国人再次呈现出可以共患难的一种凝聚力。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些反思在洪水退后开始在我们很多人脑海中升腾起来:一个民族如果仅仅能共度患难,而不善于在灾难过后汲取教训,那还称不上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水已经退去很久,但由此引发的反思和惊心动魄的场面却无法在我们的记忆中退去。
起 始
写下这个小标题,并不是想记录大水在中国南北的初起,因为对于很多和洪水打交道的人来说,这场大水的袭来,早在1998年的年初就有了预兆,只是由于新闻关注的不多,最后大水的到来才显得有点儿突然。
对于我们这些干新闻的人来说,对大水的到来也并没有比观众感知的早多少。只是到了7月底,我们才意识到事情有些异样。这次洪水的初期,由于种种原因,新闻没有得到全面报道的授权,因此关于洪水的零星消息,使得民众和很多记者一样,认为南北的洪水和往年一样,是偌大中国每年都少不了的小灾小难。
进入8月初,陆续有前方回来的记者把那里的灾情告诉我们,加上有些报道已经日显沉重,灾情的面貌开始显现,我们有些忧虑,但是大规模报道由于授权有限,还没有到全面铺开的时候。
8月8日是个周末,我们《东方时空》的一些人在郊外开会,探讨《东方时空》节目改版方案。会议很成功,一个接近清晰的改版方案出现在我们面前,大家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回到城里,准备在8月10日那个星期一向领导汇报。
而从8月9日开始,正赶上我值《东方时空》的主持班。一进城,我就买了好几份报纸,结果在《北京青年报》上看到一条消息:北京搞了一个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北京有很多人愿意到抗洪前线当志愿者。由于这时候,我们已经对洪水的真实情况有所了解,也多了些不同以往的沉重感,因此我觉得这条消息透露出来一种精神非常可贵,因此我就在8月10日的《东方时空—面对?面》栏目中谈到了这个消息和前方的水情,并在节目中呼吁:人们想帮助前线的心情迫切,有关接受捐赠的部门能不能公开电话、地址,让人们的爱心有释放的地方。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就在这期节目播出的当天,关于洪水报道的计划全面铺开,一个忙碌的夏季开始了。
8月10日中午,我们被呼到台里,领导向我们传达报道精神:从今天开始,全国新闻界要全面介入到抗洪抢险的报道中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火速制定了各个节目的报道计划,当天便有很多记者开赴前线。可是由于路途耽搁加之情况不熟,和洪水有关的节目大量做出来还需要时间,因此我们首先要在《东方时空》节目中做应急反应。我提议,由于《东方时空》是CCTV每天第一档节目,因此我们应该每天半夜采访我们已派到前方的记者,填补夜间到凌晨这段报道空白,领导同意了我的提议。
于是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变成每天晚上9点上班,先归纳其他新闻的报道,然后确定我们采访前线的哪一个点和让他报道什么。大约每天午夜过后,拨通前方记者的电话,让他进行详细报道。就这样每天清晨的《东方时空》节目中,我们都用最快的速度把前方几个小时前的抗洪情况呈现在关注水情的观众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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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着这架直升机,我和摄像朱邦录拍了一集《空中看松嫩》的《焦点访谈》,从开始拍摄到最后播出只用了十个小时的时间,万分紧张,但更让人紧张的是空中看到的水情和随处可见的灾民。
这样的报道方式让前方的记者吃了很多苦,他们白天要拍摄,晚上要报?道,休息的时间自然减少,加上每次报道都在大堤上,气候条件恶劣,受的苦我们在后方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却从没有人抱怨。只是有一位记者曾在报道之后在电话里笑着对我说:“刚才由于现场报道无法分神,蚊子都快把我给吃了。”他像说笑话一样把这件事轻描淡写地忽略过去,让我感叹不已,我在后方而他们在前方,自己忽然有一种当逃兵的感觉。
紧张的一周一闪就过去了,这一个星期的各种媒介上,水情、水势、抗洪的场面占据了绝对的分量。此次洪水之猛,终于在国人心中留下深深印记。由于媒介的全面介入,中国南北大抗洪成为1998年夏季的中国景观。
由于CCTV新闻中心主任孙玉胜都已经奔赴前线,我们《东方时空》节目改版计划自然在洪水中泡汤,不过已经没有人顾得上这些了。
8月16日 抗洪中最关键的一天
8月16日是星期天,但在洪水面前,很多人在这一天却比平常的日子还要忙碌。
至少在水利部的防汛指挥部里,气氛就异常地紧张。
这一天下午,我们去水利部采访当时的水利部长钮茂生。
几年前,我曾采访过当时的林业部长徐有芳,他对我说:“在中国,林业部长和水利部长是风险最大的位置。水火往往无情,每当灾难降临的时候,这两个部长的日子难过极了,就是在平时都能感觉到一支利剑高悬在头上。”
因此在采访的路上,我就在想:大水在中国南北蔓延,钮茂生部长该过着怎样没白天没黑夜的日子?可以想象:几天没在电视新闻上看见钮茂生,老百姓都会有着诸多的议论,作为当事人,钮部长更是压力巨大吧?
洪水到来以后,钮茂生部长早已不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办公,我见到他时,他正在一个巨大的会议室里和部下分析水情。由于会议室里挂着一个大投影地图,因此屋里的窗帘都紧闭着,空气因此有些凝固。
采访中我们得知,钮部长在这一天正处在等待时分。当时中国最高层的领导正在讨论是否于8月16日深夜或8月17日凌晨实施分洪方案,这是决定中国1998抗洪前途最关键的几个小时。
水位已经到了危险的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的警戒水位和原定的分洪水位。但定夺是否分洪可是非同小可。它早已不是技术问题不是水利问题,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问题,几乎可以说是摆在本届政府面前的一个?艰难课题。不分洪,继续严防死守,如果天公不作美加上人力的极限被突破,那会不会导致可怕的后果,最后落下一个不尊重科学的评价?可如果分洪,分洪区里的人员如何尽快疏散完毕?损失该有多大?后果又会怎样?分洪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吗?
钮茂生和他的部下当然知道定夺的艰难,他们也知道这是中国面对洪水最艰难的几个小时。这个时候的他们已经如同军人,就等着高层的一声军令,是分洪还是不分洪,都会马上布置相应的下一步方案。
钮茂生的心里自然是不好受的,也因此在我采访刚开始的时候,提到解放军的严防死守,部长的眼泪就下来了。在他的眼泪中我能感受到一种强大的情感冲突:“那都是十八九岁的孩子啊!”
其实,在洪水到来的这段日子里,钮茂生的身体并不给劲,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不是时候地犯了,他是用一个厚厚的护腰在坚持工作,连江总书记都关注着他的腰,替他找医生,因为在这个时候,对钮茂生来说,腰折了,也得站在第一线。
采访结束,我们离开,钮茂生和他的部下们继续分析和等待。我们有一个摄像留下跟踪拍摄,后来他告诉我们,这一间办公室里的人们都是一夜无眠。
刚刚离开水利部,我就接到节目组的呼叫,由于今晚有可能分洪,让我回台里火速制作明早的《东方时空》节目。
当我回到台里,已是傍晚时分,台里的气氛并不比水利部轻松多少,大家嘴里谈的都是水。而巧合的是,就在当晚,CCTV要直播大型赈灾晚会《我们万众一心》。可能要分洪的消息传来,参加演出的人们心情与往日都有所不同,台领导和导演组也商定好,如果晚会播出的时候传来分洪的消息,大家就一起高唱临时排练的《团结就是力量》。
我们是在办公室里一边讨论第二天早上的节目一边收看直播晚会,一笔又一笔的捐赠在屏幕上报出来,国人在大水面前空前的慷慨和团结。
而在抗洪前线,这一天也有着生死存亡的味道,分洪区的人几天前就已经强行撤出分洪区,但里面是否空无一人,人们的心中没底,为分洪做准备的炸药都已经在堤上埋好。如果分洪命令一下,几里长堤就将片刻被炸开,洪水将在分洪区内泛滥,没人敢想那将是怎样的场面。而在这一天,记者的日子更加难过,他们都在第一线,我的同事张恒就在离炸药不远的地方,准备报道分洪的情况,其他的记者也都在很危险的地段,等待决定长江大堤命运的那一刻。
就在我准备第二天早上《东方时空》如何报道分洪的时候,突然接到台里?通知:火速准备,一会儿如果分洪,中央电视台准备进行五个小时的现场直播,你来出任主持人。
接到这个突然的命令,离可能直播的时间还有三个小时,不过近一段时间来,我每天采访的都是和大水有关的内容,加上刚刚采访完钮茂生部长,因此心里比较有底,特殊情况下,反倒没有任何直播前的紧张。
我们准备直播时请一位专家进演播室,大家一致意见,还是请长江三峡大江截流参加直播的专家陶景良。电话打过去,老陶一口答应,我火速把他接到台里,老陶在家里已备好大量资料带了过来。没想到,三峡截流后我们分别,这次又因分洪而聚合。
方案很快拿出,直播准备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用这么短的时间进行这么大规模的直播,中央电视台历史上找不到先例,国际电视史上怕也不多。
只等待是否分洪的最后决定了。
等待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分洪区的代表正好出席了台里的赈灾晚会,晚会结束后,敬一丹发现了他们,就把他们请进了我们的节目,他们的手中捧着装满泥土的罐子,激动地说:“这里是我们最后的泥土。”一句话说得我们百感交集,悲壮的气氛被进一步强化。
还是在不安中等待,走廊里遇见李东生副台长,他问我:“怎么样?”“没问题。”我们擦肩而过,看得出来,作出直播决定之后,李台长心中的压力。
机房里,电脑上“前方记者 孙玉胜”的字幕已经打出,通过电话我们得知,前方的记者都已到位,到达危险的位置,只等直播的开始。CNN等国外媒体得知我们要直播的消息,也纷纷打进电话,要求提供信号。大水,不再只是中国的灾难。
赈灾晚会结束了,仍没有分洪与否的消息。是啊,这个决定太难下了。我们还是等待,为了准备直播,中央电视台这一夜的节目没有中断,破天荒地连续播出着。到了凌晨3点多,我们接到消息,暂不分洪,回家待命,有可能早晨的时候分洪,呼机手机都别关,接到指令立即来台。
我把老陶送回家后,自己也回了家,呼机和手机都放到枕边,等待,使得自己根本无法入睡,直到早上太阳升起,呼机和手机都很平静,这才昏昏地睡去。
而在这一夜,在长江的大堤上,抵抗洪水已不是土堤而是人堤,在这密不透风的人墙面前,太阳从宽阔的江面上升起。也许是畏于中国人不怕死的气?势,洪水从这一天开始,慢慢减弱了锋芒,胜利离中国人越来越近了。
直播终于没有进行,我无法想象,一旦分洪令下达,那将是中国人记忆里怎样的五个小时直播,而那五个小时,我们又将在怎样的牵挂和不忍中度过。
一场可以留在电视史册中的直播终于在现实中消失,然而远方灾民的家园却保住了。分洪代表手中拿着的罐子,那其中的泥土不再是故乡最后的泥土。我们幸福和快乐地失去这次直播,并欣慰。然而8月16日到17日那十几个小时,在我们的抗洪记忆中再也无法抹去。
三十而立 立在松花江的江堤上
8月20日是我三十岁的生日,其实在平时,我很少过生日,印象中就是在1985年过了一次比较正式的生日,因为那一年的8月19日我接到了北京广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与其说是第二天过了个生日,不如说是家人想庆贺一下我考上了大学。而在大学期间,虽然宿舍里平时谁过生日,我都会格外地张罗,但是我的生日正好是在暑假,难得同学相聚,一次次也就随意地过去。
可能是三十岁生日有些特别,因此哥哥嫂子和侄儿也都到北京来过暑假,加上早已在北京的妈妈,大家都希望能给我过一个全家团聚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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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松花江的大堤上采访严防死守的解放军军官,在这一次大水中,有一个细节我们是该记住的,用人堤和精神大堤战胜洪水的解放军们,大多是十八九岁的孩子。
但在大水面前,一切都得改变,似乎有预感,8月19日我抽空陪哥哥嫂子侄儿玩了整整一天,晚上把他们送进电影院,自己留在家里。果然接到了时间主任的电话,告诉我,前线需要主持人,希望尽早打点行装,明天就出发到?黑龙江。
当时评论部的主持人方宏进已经在长江大堤上,我当然也希望能赶到第一线,黑龙江又是我出生时的故乡,自然责无旁贷。
8月20日晚上,我和同事赶赴机场,向哈尔滨进发。
机场里的情景很有趣,在办手续时,去哈尔滨的人很少,同事和我打趣:现在人们都从灾区往外跑,可能只有记者往里去。大家都笑了。
飞机上人很少,一个半小时后,飞机落在哈尔滨机场。在从机场去市区的路上,到处是水漫公路的情景,这是在后方体会不到的。
在路上已和早到哈尔滨的同事取得了联系,到达驻地后,黑龙江省防汛办的专家已在场,我一边吃饭一边向他们了解情况。晚上11点多,和摄像赶到松花江大堤上,为第二天早上的《东方时空》制作节目。
到达熟悉的松花江畔,场面早已不同以往,松花江抗洪纪念碑周围灯火通明,到处是人,到处是麻包垒起的堤,江面高得有些怕人,而堤的这一边,就是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熟悉的景致面前是自己一种不熟悉的场面和心情。大水终于不再是想象中的画面,而变成了真实的场景。
差十五分零点,我开始报道,心情很复杂。这忙碌的一天竟是自己的三十岁生日,想起来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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