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判意识，使得他在众多唯唯诺诺的声音中显得卓而不凡，自然成了他身边学子们喜爱的人，当然也被我们尊敬，于是，将他请进我们的栏目成了一个美好的愿望。
一切顺利，我们开始跟踪拍摄。有一天，拍他为大学生们进行的演讲。教室里人很多，空气中弥漫着自由的气息，讲着讲着，这位学者对学子说了这样一段话：“我过去是学新闻出身的，但我耻于与新闻为伍……”
话音落了，人群中有些兴奋，然而这句话却像子弹一样击中了我们。
我理解学者话中的含意，也许是过去特殊年代给他的黑暗意识太重，因此他没有看到今日的新闻界正在艰难但却执著地向前变革。因此，被学者犀利的?言语子弹击中，我首先感受的是一种疼，不过疼痛过后，我也特别想告诉这位学者，假如讽刺、愤怒、偏激可以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我一定选择以骂人为职业。但是，激愤在中国于事无补，只有坚韧的改变才是理想中国诞生的良方，哪怕在这种坚韧之中，你会有委屈甚至会有屈辱。
我依然敬重这位学者，因为敢于说真话是思想者的必备美德，但请他也能在同行者的队伍中，慢慢把新闻人列入其中，只有队伍壮大了，改变才会快一些，中国也才会尽早全新。
十二
采访中，总能听到一些至理名言，比如在采访一位部长的时候，他就讲起过一位老人给他的上岗赠言，三个字：“不要急！”
据这位部长说，以前，年轻气盛，很多事情落实不到位，理想不能很快变成现实，心里就急，就气愤，但慢慢终于明白，很多事情都有个曲折反复的过程，非得锲而不舍非得有耐心才成。于是，“不要急”就成为他心中的警句。
我想，这三个字也该送给所有关心中国前途的人们。不要急不是不思进取，而是思进取的时候耐得住一时的反复或原地踱步；不要急不是内心真的不着急，看看中国的曲折之路，看看我们落后于别人的那些数字，不急是假的。而不要急正是在这种现实前面，不再梦想着一夜之间什么都马上改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说，这份着急的结果只能是让这个易变的国家走向众人理想的反面，这是最可怕的结局。因此，不要急，就是能耐下性子来，通过渐进式的变革推动着中国一步一步结实地向前走，只要一直向前，哪怕路上仍有很多艰难险阻，中国的明天依然是我们梦想中的中国。
方向是比速度更重要的追求。
十三
新千年到来的钟声敲过也还只是短短的时间，相信我们绝大多数人站在地平线上，多少还有些手足无措，内心会忐忑不安，没人会知道前路会是怎样。
上一个世纪，中国人是用泪水稀释着欢笑走过来的，因此，站在新世纪的地平线上，我们有理由在新的百年中获取更多，梦想更多。
一代又一代人，不管经历过怎样的打击和波折，面对未来的时候，都会投?入更多的希望和歌唱。虽然新的世纪中，依然还会有战争有欺骗有眼泪有失望，但对于刚刚把富强之梦开始转化为现实的中国人来说，最好在这个新世纪里，我们能欢笑多于眼泪快乐多于痛苦和平远远多于战争善良永远多于欺骗和伪善。我想，这不该是一种过分的要求。
一切都要从我们今日脚下的地平线开始，在此之前的二十多年里，我们已用痛苦与快乐铸就的坚强为今天搭起了最好的起跑线，新世纪的黎明，雾气依然很重，前方还是一如既往的模糊，但是，让我们出发吧！
走，就有希望。

?把手伸给我
?留下吻和每一声叹息
让我那肩头挡住的世界
不再打扰你
假若爱不是遗忘的话
苦难也不是记忆
让我们的眼睛
挽留住每一个欢乐的瞬息
记住我的话吧
一切都不会过去
……
作者注：对于我来说，诗人的这首诗，是我打开记忆大门的钥匙，无论是今天还是未来白发苍苍的时候，只要这首诗进入脑海，很多过去的情节就会倾泻而出。

告别校园：在希望与迷茫中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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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到了北京的人，都会有一张这样的照片。据母亲说，当初我第一次能站起来，就是在天安门广场，家中还有照片为证呢。但您现在看到的这一张，是刚上大学一个月之后的国庆节，我在广场上照的，似乎有些装“酷”的样子。
告别校园：在希望与迷茫中出走
1989年那一个元旦之夜，在我的记忆中是生命中最冷的一个节日。不过，现在已经有些记不清了，是那一夜真的特别冷，还是因为自己马上要大学毕业，但前途依然未卜所形成的内心感觉。
大学的前三个元旦，全班同学聚在一起，欢欢笑笑，无忧无虑，可以连续玩上两三个通宵。但这种狂欢在1989年元旦到来的时候已经属于校园里其他年级的师弟师妹们了。
?当时我已经大四，正处在决定自己毕业分配的毕业实习中，全班七十多人，有五十来人离开了北京，回各自的家乡去塑造未来，而我们剩下的二十多人都在北京各个新闻单位实习，留在北京是我们共同的梦想。
毕业分配的形势非常不好，大学毕业生“皇帝女儿不愁嫁”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在我们毕业实习开始之前，我们都已经明白，你去实习的单位也许就是你将来要留下的单位，因此如何给人家留下好印象显得极其重要。每天如何打水扫地被我们精心地设计着，“当孙子”是我们共同的心理准备。
即使做了这样的心理准备，实习之苦依然出乎我们的意料。
想留在北京，对于北京广播学院的毕业生来说，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当然是首选，接着是北京的其他新闻单位，而对于我这个内蒙古少数民族地区来的毕业生来说，只有留在中央三大台或留校任教才能解决户口问题。而我面临的局面是中央电视台不要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竞争激烈，权衡再三，我选择了把握性大一点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要想给实习单位留下好印象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保证每天不迟到就是头等大事。实习单位不太可能提供住处，我们只能住在学校，而广播学院位于北京东郊，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所在的复兴门外大街将近30公里，如果每天想靠挤公共汽车上班，来回倒车，不迟到是不可能的事。于是每天晚上赶回学校，吃完晚饭，大学中习惯了晚睡晚起的我们早早睡下，第二天早晨靠我们平日很少使用的闹钟把自己叫醒。5点钟，我们几个人在北方最寒冷的清晨时分，坐上学校进城接老师的班车，大约6点钟左右到达目的地。
由于路途遥远，加上严重缺觉，一上车，我们都昏昏睡去，往往一路无话。
由于班车开到复兴门才第一次停车，所以我们都睡出了条件反射：车一停下，我们就在睡梦中瞬间醒来，半梦半醒着下车。这样的日子到1989年快到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两个多月！其中有一天，我被条件反射式的下车习惯惩罚了一次。这一天，可能是车上有人要提前下车，车还没到复兴门就在途中停了一下，睡梦中的我以为按往常惯例到了目的地，也就迅速下了车，车开走了，我也有些醒了，突然发现，同学都没有下来，而此处离目的地还很远，我被孤独地扔在站台上，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凉，并第一次开始怀疑起这种奔波的意义来。
当时我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侨部实习，节目面对的是海外华人。我每天早上6点多钟到达之后，先在桌子上趴着睡一会儿，7点多钟，吃早饭、打?水、扫地，然后一日到头，晚上再搭学校的班车回去。
现在很难回忆起实习中的心情，只是记得那一段日子里，耳边听的最多的歌就是苏芮的《跟着感觉走》和齐秦的《自己的沙场》、《狼》。
迷迷茫茫的两个多月过去，1989年的元旦来了，这个时候，虽然能否分在国际广播电台还没有正面的说法，我还是想约一些同学回学校过元旦，可绝大多数留在北京实习的同学都似乎没有这个心情。最后只有我们三四个人回了学校。
1988年最后一天下午，校园里一片节日的情景，奔走的人们脸上写着的大都是兴奋和快乐，只是在我看来这一切已经不属于我们。洗了一个澡，买了菜和一堆酒，回到杂乱无章的宿舍中，就开始迎接新年。
屋子里主要的光源都坏了，由于绝大多数同学都在外地实习，平日里拥挤的宿舍显得空空荡荡，几个人，一盏昏黄的台灯，并不意气风发的对话，接连不断的啤酒，元旦之夜过去了。这就是我大学生活中最后一个元旦，往日欢聚时的欢声笑语都已隐隐地远去，将要走出校园也许就意味着走进孤独？那个清晨，大家都去睡了，我走出宿舍楼，狂欢了一夜的校园安静极了。我不得不想，走出这个校园，明天会在哪儿落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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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1985年将去北京上大学那一天照的，地点是我家门前面的广场，身上穿的是刚刚为上大学做好的新西装，神情间是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豪情，不信，请注意叉腰的手。
?什么事走到低谷，再接下来可能就是转机，清冷的元旦过后不久，实习中带我的老师悄悄告诉我：“由于你实习中表现不错，我们打算要你。”有了这句话垫底，心情一下不同了，很久听不见的鸟声，身边人们的言语声又开始清晰起来。这个时候实习条件也有所改善。由于和办公室里的同事熟了，一个大哥让我住在他们职工宿舍，噩梦一般的早5点赶班车的日子也就随之结束。对于他来说，也许这并不是什么可以值得记住的事情，可对于我来说，意义非同寻常，我有一种被接受并因此而温暖极了的感觉。这也难怪多年以后，我们好久没见，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但电话那端另外一位老师告诉我：“他已经去世了。”我半天说不出话来。他还没从单身宿舍搬出，生命就已经终止，我的感谢再也无从出口，这世界的变化有些太过出人意料。
不用奔波，前途也有了着落，当时的心情自然好极了，只是这种好心情没有享受多久。春节快到了，我们的毕业实习也停止了，这几个月的实习很像赌徒为前途下的注，而这一赌局，看起来我赢了，于是，自己几乎是吹着口哨踏上了回家的火车。
但谁又能知道，这只是一个幻觉，波折就在后面等着我，一场更大的风暴就在后面等着我们。
春节过后，因毕业实习而分别了很久的同学都返回了校园。由于有了毕业实习中单兵作战的酸甜苦辣，重新相聚，自然格外亲切。大家可能都意识到，大学生涯剩下的时间不多，这是散之前最后的聚，寒暄问候之后，一种夹杂着淡淡伤感的温情在同学中弥漫。
实习过后大家的前景各不相同，有人落脚点已定，剩下的时光将在享受中度过，而大多数人依然前途未卜，有人叹息，有人忧心忡忡，有人听天由命，但都在做最后的努力。
课程重新开始，可大家都有点儿心猿意马，我的心情还算不错，心中已在设计，将来在国际台的工作会是怎样一种人生故事呢？
好日子过了不到一个月，忽然有一天实习老师把我找去，告诉我，由于今年国际台要毕业生的计划发生更改，不再接受中文编辑，因此我分到国际台的安排也相应更改。我重新成为了自由人，这份自由意味着，国际台之梦对我来说破碎了，我必须重新为未来奔波。
一瞬间，我从虚幻的梦中醒了过来，心情自然沉入谷底。没人知道我该怎么办？
又开始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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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围成的圈是为了我们的告别，大学四年，除去宿舍和教室，体育场是我们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一只滚动的足球把我们的青春和友情都凝聚其中，要散了，我们这支球队就在空旷的球场上来了最后一次的团圆，你猜，哪一个是我？
每隔几天，系里总会有一些新的就业信息，我和很多单位见过面，回呼和浩特，去青岛，这些我都考虑过，但是一直没有定下来。直到有一天，广东传来信息，广东一家电台打算在我们系要人，但想去的人必须再到那儿实习一小段时间，看人家对你的兴趣如何。
北京留不下了，广东自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于1989年的大学毕业生来说，改革前沿的广东恐怕是极具诱惑力的。我因此也想登上这辆末班车。经系里同意，我早早去火车站买了去广东的火车票，打算再为前途赌一次。
几乎已经在心里相信，我将走向南方，虽然我的家在这个国家的最北方，但未来没有着落的时候，路途遥远又怎能仔细盘算呢？只恐怕以后和母亲相聚的日子将会很少，因此在作出向南方的决定之后，心里颇有点儿大义凛然的意味。第二天就要上火车了，我不得不感慨，本来就少得多的大学最后时光，我又将有一段独自在外。可谁能想到恰恰在这个时候，我拥有了一个新的机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通知系里，是否还有毕业生可以来面试一下，他们希望能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系里通知了我，去试试吧！
我自然不抱任何希望，首先我身边有同学在那儿实习，二来我本就是因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竞争激烈才选择去国际台，这一次又怎能因祸得福呢？
在去广东的头一天下午，我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面试我的是人事处的老师们，他们的态度很好，问了我很多问题，我已记不清我是怎样回答的，只?是由于心中所抱希望不大，因此态度十分自然平和，实话实说。一个下午过去了，告别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回到学校，我被告知，由于要等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面试结果，我必须退掉去广东的火车票，推迟几天南下的行程。为此我心里一直在打鼓：“会不会鸡飞蛋打两头落空？”
几天过后，消息传来，我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认可，一个下午的谈话竟真的决定了我的未来。听到这个消息，我马上跑到邮局，给家里打了个电报，将喜讯告诉远方的母亲。
这是一个颇有戏剧性的结局，本来奔的是国际台这个目标，日夜兼程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本不敢想，却在一个下午无心插柳柳成荫。我必须感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事处那天下午和我谈话的所有老师，他们的感觉和最终决定在危机时刻解救了我，并给了我一个新的舞台。
很多年后，每当我回忆毕业前那一幕，心头都会涌上一种难言的情感。我不得不感叹造物主的翻手为云和覆手为雨，只是当时的我还无法预知，这一幸运的结果又为我在几个月后种下了磨难的果子。但机遇的获得，于我毕竟是幸事。
好的心情持续的天数不多，安安静静的课程进行了没几天，一场大的风波在北京渐渐兴起，大学生和天安门广场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
对于我们这些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说，一夜之间，话题变了。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比较起来，哪个轻哪个重自然算得清。再没有安静的校园，再没有因小我而产生的叹息，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大学生涯的最后一个学期，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竟然纠缠得如此紧密。看样子我们注定要度过一个终生难忘的最后学期。
从4月末到6月初，我们的生活和京城的其他大学生不会有什么不同，谈论的问题关注的未来都和国家有关，而毕业分配虽然也在很多人的努力下陆续解决，但它在每个人的心中所占的分量已经没有过去那么重了。
一切都不可能安静，更何况这个时候选择安静又有什么意义？
但最后我们还是必须安静下来，我们的同学大多数坐上火车离开了北京，我们全班七十二名同学最后在校园里只剩下男男女女八个人，我们戏称这是最后八个人，我是其中之一。
校园安静极了，我们当然只能在校园内活动。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