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
这还只是在城市中，农村里的贫穷那就更让人触目惊心了。
离南方一个极其发达的城市不到一百公里的地方，我们摄像机就拍到了好多贫穷的家庭，其中有一户全家共用一床破被子，更别说拥有其他物品了。
民政部长多吉才让带着感情和我们讲，他看过的一些家庭，全部家当加在一起都不到五十块钱。江泽民主席去贵州视察贫困山区后，回来吃不下中午饭。
好了，这一切和贫困有关的所见所闻，足以让我们在一种富裕的幻觉里清醒过来。的确，城市的楼高了，人们的钱包鼓起来了，但还有相当多的中国人，正在温饱问题上挣扎着。难怪曾经采访多个贫困县的作家黄传会对我讲过这样一段话：“当我从那些贫困县回来，再听到人们唱《黄土高坡》就觉得别扭。怎么能唱得那么潇洒呢？我想唱歌的人一定没有去过黄土高坡，否则那儿生活的沉重不会让他唱得这么潇洒。”
面对贫困，我们该抱怨谁呢？
在探讨造成贫困的原因时，相信有些人在内心深处信奉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富是因为自己的努力，而穷是因为自己的不努力。
?如果是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也许这个法则是有效的。
但是在走过来的路上，竞争环境公平吗？
1998年5月1日，是《东方时空》开播五周年的纪念日，我们栏目准备在刚刚遭受地震灾难的张北地区盖一所希望小学，为此拍摄的纪录片需要一首歌，作词的任务交给了我。
我是在春节的一片喜庆气氛中写这首歌词的，地点是在中国富裕的省份江苏。
歌词的第一段出来得很快，“在一个石头比土多的山冈，我和羊群走进天亮，……我却听到心中的声响，山的那一边究竟有没有阳光？”
后来，做这期节目的编导张朝夕去了张北回来后告诉我：没错，那儿就是石头比土多。
这就是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的生活环境，很难想象，在这样的环境中，拼死拼活又能改变多少？
在城市中的人们已经习惯：生下来就在一个相对优越的生存环境中，而对那些脸朝黄土背朝天、一生的活动半径只有几十公里的农民来说，改变谈何容易。
这就难怪从事农民问题研究的学者陈锡文每次从贫困山区回来，内心总有一种负疚感出现：我们为那些生活不易的人们都做了一些什么？
这是在农村，而即使是在城市中，相当多贫困人口的命运也不全是自己的过错。
在我采访宏志班这期节目时发现，好多日子过得不如意的人们，大多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如果民族前进的脚步风调雨顺的话，原本凭他们的能力和干劲，是可以过上更好一些的日子，然而……
这批人长到十一二岁，正是该长身体的光景，却赶上三年困难时期，营养的极度缺乏，使他们在人生的最初就走上了与别人不同的道路。
到了十六七岁，该上大学，到了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候，然而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从天而降，生命的脚步突然走上岔路，这之后，几千万人上山下乡，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正常的梦想戛然而止。
二十来岁，正是情窦初开的时分，然而不分男女着装一片灰绿蓝，男女性别意识淡化，竟有许多年轻人在广阔天地的苦苦劳作中错过了爱情与性的启蒙。
到了二十七八岁，怎么也该谈婚论嫁了，然而浩劫结束，新的选择又意外?地出现在眼前，是继续耕田做工，还是拿起书本走进大学？队伍分化了，一部分幸运儿在三十而立的时候走进大学重新当上学生，而更多的人则不得不错过这突然而来的机会。
结婚、生子、回城或是继续扎根农村，时代的戏剧性大变迁把相当多的人悲惨地丢下车，贫困注定在前方等待着他们。
人过三十想多生个孩子又赶上计划生育，人到四十，上有老下有小，重担都压在自己身上，竞争时代不可避免地开始了，经过了那么多折腾的人拿什么和雄心勃勃的年轻人竞争呢？再然后，是下岗，是孩子到了上高中上大学的时候，一切都要自费，学费那么贵，钱从哪儿出？
一大批人让自己的命运被浩劫与风波随意地旋转着，今日的贫困难道要从他们自己身上寻找全部的原因吗？
这是一到两代人的命运，对于他们的贫苦，历史是要承担责任的。
而在改革二十年中，又有相当一部分人被快速旋转的车轮抛进贫困的生活中，从下乡到接班招工到停薪留职下海经商，再到后来的下岗再就业，生存规则快速地变化着，相当多的人还来不及准备就被放在了路边。而改革本身必须付出代价，国有企业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受害的自然是为厂子付出半生心血的职工；改革向纵深发展，对员工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些错过人生最佳学习时机的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长江后浪推前浪”。
因此从某种角度说，今日城市中相当多的贫困人口，正是改革的代价，正是他们用自己的贫困，为改革向前承担着阵痛。这个时候我们还能轻松地相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吗？理解了之后，仅有同情是不够的，面对今日城市中相当多的贫困人口，我们必须痛苦地检讨：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社会保障这个巨大的安全网编织得晚了！如果这个安全网能早日开始编织，那么今日贫困人口的生活处境可能会好得多，社会的稳定也不会像今天这样让人担忧。
但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在改革到了今日这样一种局面，下岗职工还会增加，相当一部分人也许暂时还得过着不如意的日子。而我们如何更好的用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的适当高速来为更多的贫困人口创造改善生活的机会，是中国改革必须首先面对的事情，否则，事倍功半。
如何面对贫困，是我们要学的第一课
从城市到乡村，贫困这两个字真实地存在着，改变贫困需要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可以说，我们能改变的只是绝对的贫困，而相对贫困，也就是贫富差距似乎还有越拉越大的趋势，因此在这样一种局面下，我们该以一种怎样的心态来面对贫困就显得非常重要。
<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1/1-2004111146414O.jpg" />
一方面是北京城里有很多不被我们注意的城市贫困人口，另一方面是北京私家汽车的急剧增长，甚至达到成“灾”的地步，于是，1997年年初我们做了一期《新闻调查》节目叫《公交优先》，希望公交优先后，挣钱不多的人也能上下班便利。
1996年12月31日晚上，因为制作《走进1997》这档节目，我在上海采访，采访地点之一是离外滩很近的一个著名迪斯科舞厅。
因为是新年夜，迪厅的票价很高，一百八十元一张票，但打扮得极其入时的青年男女们似乎并没有畏惧这样的高价，夜幕刚刚降临，迪厅就已爆满，强劲的舞曲节奏震动着周围的土地。
受不了里头的吵闹，我来到迪厅的外面。
在迪厅的门口，有一个中年男子胸前挂着老上海常见的那种箱子正在叫卖香烟，偶尔有人出来光顾他的生意。我相信，即使这个晚上他的生意比往日好得多，但他挣的钱肯定也不够买一张迪厅的票。
门里门外，反差就是如此强烈，我很能想象这位卖烟人内心的冲突。
果真，和我聊了一会儿，他就开始回忆毛泽东时代，他固执地认为，那个时候，虽然大家都穷，但心情还不错。
我能理解他此时的心情，却恐惧他的回忆。
我们当然不能要求这位历尽坎坷的中年人能高觉悟地超越自己生活的困苦为改革分担阵痛，但面对他，我不能不想：虽然和别人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可只要能让他的日子一天好过一天，也许他的抱怨就会少一些。
其实回忆中国历史，“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一直根深蒂固地驻扎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都穷谁都没话说，而你富了我还穷着，那可不行。如果我一直还富不起来，那富人就是我的敌人，最好能有谁来帮着我“杀富济贫”，或者重新回到大锅饭的年月。这种心态到今日也顽固地有市场。
而这种心态对于中国改革进程来说，无疑是一个可怕的反向力量。
如何让改革使更多的人受益，如何让富起来的人能够更多地为贫困人口做一些什么，如何在改革的同时让更多的保障给予生活不如意的人们，如何让我们更多的人能以一种同情和忧患的心情来面对贫困，已是今日和明日沉重的课题。
一些与此相关的决策、规则需要政府来制定，而我们普通人，又能为这样一种局面做一些什么呢？
先讲几个相反的例子吧！
在北京的一所小学里，全班大多数同学家境都还不错，但有一个小姑娘来自贫困家庭，上学的时候，她遭遇了这样一件事。
由于她家境贫困，因此常招来同学的嘲笑，最后竟发展到同班同学为她编了一个顺口溜，常对着她唱：“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烤鸭店在眼前，口水流下三千尺，一摸口袋没有钱。”小姑娘在给我讲述这件事的时候，我分明看到她委屈的眼神中还夹杂着一种愤怒，很容易想象她会以一种怎样的心情面对那些富裕的同学，随着年岁的增长，仇恨会不会在她的心中扎根？
<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1/1-2004111146412X.jpg" />
在不太富裕的山村里，拍这张照片时我笑了，不知是不是因为这辆有些“现代”色彩的拖拉机？
还有一个中学生，老师在课堂上统计自行车的拥有量，“谁有自行车？”全班同学几乎都举了手，“谁没有自行车？”只有这一个同学举手，没有想到?面对这名举手的同学，全班竟然哄堂大笑。
这位因没有自行车而举手的孩子该是怎样的窘迫呢？
当我写下这两个在我脑海中停留了很久的故事时，我有一种很大的担忧：如果在同样一个国度里，我们都是用这样一种心态来面对贫困的话，那将是一种灾难。
人们的遗忘能力似乎一直很强，其实在二十多年前，我们都还一样，都生活在贫困中，但是一转眼，相当多的人富起来，却忘记了自己从哪儿来，马上对自己身边的穷人采取了一种连同情都没有的态度。
<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1/1-200411114641426.jpg" />
这是我到现在为止，唯一一次进高尔夫球场留下的照片，但我以后怕是再也不想进了，一个会员证可能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取得一个打球的资格可能够贫穷的人活几辈子的，这让我进高尔夫球场有种心跳过速的感觉。
我去希望工程采访时得知，在几年的捐助中，伸出援手最多的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富裕人士，而是生活也很一般的普通人，这使希望工程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穷帮穷”的事业。平凡人的同情是最多的，但如果有更多的富裕人士和更多的企业拿出更多的同情心，贫困的孩子就会有更多走进课堂的机会。
因此，在我们身边生活发生急剧变化之后，也许我们面对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首先要学会的，就是我们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贫困。如果这种心态是正确的，那社会将多出一些稳定，贫困人口也将多出一种感动和改变自己生活的自信，因为他们会觉得：在人群中，他们并不孤独并没有受到歧视。
在即将结束我这段文字的时候，让我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吧！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我去北京三里河的一家眼镜店配眼镜。在那家眼镜店的门口，我看见一个大约七八岁的小女孩拿着一叠《北京晨报》在卖，从?她的穿着上看得出来她的家境不会很好。一张报纸五毛钱，我顺手掏出一块钱说：“买两张报纸。”然后悄悄地只拿了一张就进了眼镜店，可是过了一会儿，小女孩进了眼镜店找到我，小脸涨得通红，对我说：“叔叔，这是找您的五毛钱，我妈说了，不能多要别人的钱。”
接过这沉甸甸的五毛钱，面对离去的小女孩，我的脸开始涨红，不是因为窘迫，而是因为心里一种真实的感动。我知道，她们的家庭还有一段艰难的日子要走，但是有那样一位值得尊重的母亲和开始学会坚强的孩子，她们的日子会好起来的，因为靠天靠地靠别人最终还是要靠自己。
如何面对贫困，不是一个将要结束的话题，而是刚刚开始。不论对于政府，还是对于日子过得还不错的人士，还有生活在贫困之中的同胞，在新世纪的地平线，我们将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和方法来面对贫困，都和中国的未来有关，都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有关。
但愿更多的人都能参与到这个话题中来。

环保中国：拼出来的明天会怎样
<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1/1-200411114642W8.jpg" />
在美丽的大自然中，人也时常露出动物性。比如这张照片上的我，是不是在冒充仙鹤呢？可是如果在人群中做此造型，该被人骂“有病”吧！
环保中国：拼出来的明天会怎样
在北京这座大城市里生活久了，一段时间，以为已经将故乡淡忘了。
我来自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那是一处在地理上不及在人们心理上遥远的地方。
生活在那里的十几年，故乡的珍贵只是生活的场景，因此还未能真切地感受到。然而当我成了异乡的游子，回忆之中，那故乡的一切才慢慢清晰而生动起来。
天是高的，让人在地面上行走总会有一种通透而自由的感觉；天是蓝的，?云是立体而纯白的，加上地平线上的那种嫩绿，时常提醒我自己是大自然中的一部分。不像在北京，在钢筋水泥的森林中行走，常常觉得自己像是一部只会呼吸的机器。
在故乡的时候，每日清晨似乎都是在鸟叫声中醒来，即使是在冬日，听不见鸟叫，也时常在睡梦中听到家人“又下雪了”的惊呼，然后看到窗外白茫茫的世界，沉醉一会儿才慢慢起床。
这样的清晨在北京是不多的，总是闹钟刺耳的鸣叫才把自己从昏睡中叫醒，然后在脑海中盘点好今天要干的一二三件事，最后沉重而无奈地起床。
故乡的景观是天然的，而都市中的所谓景致都是人造的；故乡的远处和近处都是绿的草和清的水，而都市中的视线总被奔忙的人群遮挡，缝隙中看见的颜色是灰。
在故乡考大学之前的那段日子里，学习的背景也美得惊人。由于我的母校被一个巨大的森林公园环抱，因此背书和上自习的时候，我们经常三五成群地在樟子松下坐在细细的白沙上你问我答。后来考上大学到北京，四年校园生活之后，成了北京工作人流中的一员，那一切和绿色和草香和鸟叫有关的生活都成了回忆，直到有一天我以为将它们忘记了。
搞不清这种遗忘是因为忙碌还是因为麻木。
这种遗忘似乎停留了好久，直到有一次采访，一个偶然的机会重新唤起了我内心沉睡的故乡。
那次是采访我的内蒙同乡电影演员斯琴高娃，不知怎么搞的，这次采访后来成了一次内蒙人的聚会，腾格尔来了，舞蹈家敖登格日勒来了，我的同行斯琴塔娜也来了。
有内蒙人的地方自然有歌有舞，腾格尔坐在钢琴旁，敖登格日勒站到了房间的中央。
就在这个时候，我还没有觉得什么，一直欢笑着，然而音乐一响，一切都不同了。
钢琴上传出的是耳熟能详的《蒙古人》那首曲子，敖登的精彩舞蹈也随之开始，一瞬间，我仿佛被电击了一样，故乡的一切都回来了，那草香、那清水流动的微弱声响、那绿色、那高高在上的白云还有亲人与朋友的笑脸……
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直到转成号啕大哭，没有人惊讶，有的只是理解的劝慰与声援的抽泣声。
我终于知道，故乡一直在我心中，现代人在城市中的奔忙会淡化和掩饰一?些什么，但在每个人的心中都保持着童年时我们共同拥有的那份绿色。
<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1/1-2004111146421V.jpg" />
这张照片照于我的家乡大兴安岭里的原始森林，当初生活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