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的张金柱。
以我的观察，张金柱事件也常常让新闻从业者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至少我相信，这件事虽然体现了舆论监督的力量，但大家还是清醒地在事后提醒了自己：记者不是法官，生活中的超越职权也和足球场上的越位一样，只会破坏一次原本可能有效的进攻。
再往后，新闻媒体仿佛一夜间成熟了许多，再涉及一些类似事件时，更多的记者并不是直接把自己的愤怒或其他的感情写在前沿，而是努力克制着自己，让事实去说话。
比如说，1999年，北京人民医院又发生了一起和张金柱事件正好相反的事，眼科医生高伟峰第二天要做眼角膜移植手术，但头一天晚上，他却发现，原来冰箱里备好的眼角膜已经不能用了，而第二天的手术如果没有眼角膜，病?人将有失明危险，怎么办？一瞬间，高伟峰平静地作出了选择，到太平间，在一位死者身上私自取下了眼角膜。第二天的手术非常成功，两位患者重见光明。但是死者家属却在八宝山发现死者的眼角膜不见了，一纸诉状将高伟峰告到了法庭。
事情似乎很简单：高伟峰为病人着想，自己在其中也没有利益所得，目的是善良的，因此如果高伟峰被定了罪，那岂不是对善良的一种打击，以后谁还会做好事？
我采访了高伟峰，当我问到：如果今后你再次遇到类似的情况时还会这样做吗？高伟峰回答：是的，我还会。听得出来，高伟峰也和很多人一样，因自己的善良目的而面对法律时颇有些悲壮的自豪感。
为他声援的人很多，而死者家属那一边的声音却显得弱了些。
最后的结果是高伟峰被免于起诉，善良的人们松了一口气。
我一直不知道，面对这个结果的时候，死者家属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情，然而我的心情却多少有些失望。
从情感上讲，高伟峰的所作所为令人钦佩，但理智下来，我却认为，高伟峰的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必要惩处，因为目的只要善良就不顾及手段是否恶劣是我们过去几十年中的思维定式，多少悲苦的后果不都是因为最初的善良愿望吗？因此当面对结果的那一座座废墟，我们都习惯于由于最初动机的善良而原谅了肇事者。
高伟峰松了一口气，我和很多人却无法轻松。后来我遇到《新闻调查》做这个节目的编导张洁，谈起了这个案子，他的想法和我一样。但他告诉我，高伟峰被免于起诉并不是由于民意的压力或高伟峰本人善良的动机，而是因为我们没有相关的法律。
听到这个解释，我稍稍松了一口气，没有相关法律毕竟比在压力下不公正执法更能让我接受一点，可明天呢？是不是真的会像高伟峰接受我采访时所说的那样：即使再遇到这样的事，还会采取相似的办法？
那就太可怕了。
无论是死去的张金柱还是行医的高伟峰，新闻人就是在面对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事件中体会着理智和情感的冲突。这种冲突还会持续多年。只是希望，我们都感受到一种方向，那就是这个社会正一步一步向理智与成熟迈进，因为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情感，一旦被纵容，最后都会把我们毁灭。
?中国当然可以说“不”，但关键在于中国怎样说“不”
1999年5月8日，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记忆犹新的日子。那一天清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了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了三人死亡二十多人受伤的悲剧性后果。
这件事我知道得并不早，由于中午没有看午间新闻，下午有一场难得的足球比赛，来到球场，我才听同事告诉了我这个消息。最初我并不相信，“这太不可能了”，但同事真诚的诉说让我不得不相信，一瞬间，我们沉默下来，然后就是愤怒。
我相信知道这条消息以后，我们一帮人在绿茵场上说了无数的脏话，矛头当然是对着敌人去的，我们手无寸铁，而且面对的似乎是一群并不具体的敌人，有一种有劲使不上的感觉，最初的愤怒除了用脏话来发泄一下还找不到其他的出口。
不一会儿，我的呼机就响了，台里通知我马上回台，准备当晚重播的《东方时空》，把新的内容加进去。
这个通知救了我，知道了这件事，然而只能在家里坐着，那是一种痛苦。
晚上7点钟，赶到台里。台里是一片战前景象。这一天是星期六，但各个办公室的人却比往常还多，每个人的脸上都很严肃。
评论部的人聚到审看间，讨论我们的节目计划。新的形势下，明天的《实话实说》要拿下，我们要在当天晚上余下的时间里制作出一期35分钟的《东方时空》，全面反映这一事件。晚上9点多钟，节目方案出来了，报请领导批准之后，10点多钟，各路记者开始行动。这期间不断有记者在家中打电话来询问：“有没有什么事可以干？”然后就自发回到台里，愤怒已经让人无法独处。
中国当然要说“不”，但怎样说“不”却不能不考虑，只有有理有利有节的愤怒才是有价值的。
晚上11点多钟，我开始在演播室里陆续采访专家，他们在情感的愤怒之中理智地分析着前因后果。
送走专家们，已是凌晨两点多钟，我又采访了前方的记者和在罗马尼亚的邵云环之子曹磊。我知道，这一个夜晚，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眠的。
凌晨3点多钟，我开始写结尾语，这个时候，我知道，愤怒是需要理智的，也因此，我在节目的结尾语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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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边是和我同名的记者吕岩松，拍照时他刚从南斯拉夫回来不久，回哈尔滨自己的家之前，他先去江苏看了牺牲的许杏虎家。照片上的我们都有笑容，但拍照前谈论的话题却几乎使我们掉下眼泪，别忘了，5月8日。
“也许我们该看一下今天的日历，5月9日，母亲节，原本这该是充满人性温情的一天。在遇难者中有一位母亲和未来很有可能成为母亲的年轻妻子，然而几枚凭空而至的导弹却改变了这一切，她们再也体会不到这种人间温情，而我们所有的中国人也将在这一天分担她们家人的痛苦和悲伤。
“然而面对1999年5月8日，我们仅有悲伤、痛苦与气愤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拥有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认识。这个世界并不像善良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善良，霸权与侵略一直就在我们身边。要想世界真正和平，中国必须强大，让我们一起加油，把心中强大的中国梦尽早变为现实！”
我至今都能感受到当初写下这段文字时心中的痛苦，情感无数次想挣脱理智的束缚，想最大限度地发泄愤怒，但最后还是在气愤与理智之间寻找到结合点，因为正如我在结尾所写的：仅有愤怒是不够的。
在事情发生的第二天，我听到一个段子，是骂克林顿的。
“我们每一个人在天堂中都有一块表，上帝看每一个人在人间的好坏表现，来决定你的表走得快还是慢。如果你在人间总做好事，上帝就会让你的表走得慢一点，这样你就可以在人间长寿；而如果你总在人间做坏事，上帝就会让你的表走得快一些，这样你就在人间短命。5月9日这一天，有人上了天堂，好奇地寻找克林顿那块表，结果被告知，由于天堂炎热，克林顿那块表被上帝拿去当电扇了。”
哈哈大笑中，反映了中国人的一致心理。发泄愤怒是容易的，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窗户被砸了，车被烧了，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更有趣的是，在东北的长春，一个愤怒的中国小男孩将校园内一名美国外教的儿子结结实实打了一顿。
中国当然要说“不”，主权受到侵犯，三个生命的逝去，没有愤怒那才奇怪。
但显然，一味地愤怒下去并让愤怒超越界限也不是办法。
我相信如果听任愤怒前进，美国在中国的大使馆和领事馆在几个小时内就会消失，很多在华美国人的日子也不会好到哪儿去。
但中国人没有，几天之中，中国人寻找到了愤怒和理智的最好结合点。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只有自身的强大才是最好的报复。
几年前，一本《中国可以说不》风靡一时。中国当然可以说“不”，可是说“不”显然不单单是一个发泄民族情绪的问题。
在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之后，我听到不少人对我说：“老毛头那时候多厉害，美国佬怎么啦，照打不误。”听到这话，我理解说这话人的心情，但是要知道毛主席的强硬有其冷战时代的时代背景，如果让我们真的回到老毛头的时代，人们就真的舒服吗？毛主席的强硬是建立在闭关锁国的基础上，而闭关锁国的结果就是自身日渐落后、内乱不断。如果我们能在强硬的那个年代，合理地解决说“不”和强大自身的关系，早一点打开国门，也许今日我们说“不”的底气就会强得多。
今天的中国不是没有说“不”，但有策略地说“不”正是为了明天说“不”更有影响力更加掷地有声。
我当然能够感受到这样做时的痛苦，甚至有一些决策者也和我谈过他们心中的这种痛苦。在今日世界之中，弱肉强食，不讲策略地说“不”最后只能使自己日益虚弱，那样的后果不堪设想。
邓小平在很多年前说过这样一段话：韬光养晦，沉着应战，决不当头……
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这段话中读出不同的含义来。有人读出痛苦，有人读出策略，有人读出伟大，然而不管你怎么想，在目前的局势下，都得这样做，而且越是高层，对其中的深意理解得越深。
在这个时候，作为中国人的一员，我常常会有一种咬紧牙关有一些眼泪和委屈咽回肚子的感受。可今日不在理智与情感间寻找最好的结合点，明天我们就无法大声说“不”。在我们所遭遇的种种理智与情感的冲突之中，这是最大也是最痛苦的，而这又是必须让理智占上风的长久冲突。
因此很多年中，我们都将面临同样的问题：中国当然可以说“不”，但关键在于怎样说“不”。

改革记忆：并非个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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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一千道一万，发展才是硬道理，我很喜欢这句话。
改革记忆：并非个人的历史
假如没有改革
199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周年。
为纪念这一重要的进程，各个新闻单位都投入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努力做好“改革二十年”的成就宣传。
?我们当然也不例外，但总该有些新意，于是在《东方时空》栏目里，我策划、撰稿并主持了后来获得中国电视奖的特别节目《流金岁月》。与此同时，我又担任了《焦点访谈》十四集特别节目《焦点的变迁》的主持人。
几个月的时间里，由于做与此相关的节目，我不停地在改革二十年的时间长河中行走，一幕又一幕或荒诞或让人振奋的历史细节重新在我的脑海中出现。
毫无疑问，改革二十年给中国给我们每一个人带来了太多的变化，有无数个理由，让我们为这个二十年鼓掌喝彩，即使在其中也上演了我们并不愿见到的情节，但把这二十年，称为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盛世是不为过的。
不过，在高兴之余，也会时常有一个念头：假如没有改革，我们的今天会怎样？
诱使我不停产生这个想法的一个原因是：在1998年众多纪念改革二十年的书籍杂志中，一本《视点》杂志推出的专号《目击改革年代》里有一篇文章，名字就叫《假如没有改革》。
这篇文章放在这本杂志的最后一篇位置上，其中很多假设让人首先不寒而栗，接着想到这仅仅是个假设又都暗自庆幸。
文章中，列出了一些“假如没有改革”就会在我们今天生活中依然出现的画面。
1．1998年“五一”节，北京市市民凭本供应节日猪肉，每人在原来每月五两的基础上增加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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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拍于江西共青城胡耀邦的陵墓，这块陵墓选地很好，胡耀邦的头像正好面对浩瀚的鄱阳湖。
?2．热门的职业依旧是司机、副食店职工，大学毕业生最热门的选择是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及其他各级党政机关。
3．1988年大胆提出“多元所有制”的北京大学某著名教授，被开除党籍，发回原籍。
4．“展开穿西装还是穿中山装”的讨论，外交官、电视台主持人仍一律着中山装，间或有些时髦青年以着西装为时尚，于是报纸展开了“我们拒绝没落的生活方式”的讨论。与此同时，由于“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中国大陆首次服装表演被查处。
5．1994年，《北京晚报》登出全国第一则婚姻广告：男，三十岁，身高1米75，副食店职工，父母家有住房。引起轰动。与此同时，离婚率上升，大龄青年、两地分居等问题得到各级党委的重视，并责成各地团委成立专门的婚姻部。
6．1998年1月1日，发表两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一刊（《红旗》杂志）新年评论，题为《沿着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勇往直前》，在描述“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之后宣称：东亚经济危机预示着资本主义危机四伏，而在东亚经济危机中，中国依然“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欢呼“这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明证”，并借此抨击了“那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名义的右倾经济主义的错误思潮”。
…………
这篇文章读到最后，有种想笑又笑不出来的感觉，其实我们每个人还都可以把这篇文章拉得很长。比如，我就和自己玩过这样的假设游戏：假如没有改革，我，一个叫白岩松的人，在这二十年中，会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
1975年，我们城市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我们家门口的广场上出发，我和哥哥都去看了，回来后还在家中议论：哥哥过几年也得下乡，我将来因为是家中老二，因此不一定会去，但读完书该干什么呢？
当时的我还小，似乎被知青下乡的壮观场面所感染，因此家中不管怎样设计，我是小小年纪就打定主意，将来是要下乡的。
可能就下乡了，之后由理想主义到颓废主义，终于吃喝××（后面两个字空缺，因为没有改革，这四个字可能就不全），最后与当地一女青年结为伉俪，开始了漫长的生孩子生涯，时至今日，虽年龄仅仅三十多岁，但脸相上看说是四五十岁也是有人信的。
不过也有可能，我作为家中第二个孩子，躲过上山下乡一劫，在小城之中，?我的出路只有一条，中学毕业之后，让妈妈提前退休，然后顶替接班。由于妈妈是教师，而我又没有上大学的机会，因此当教师的可能性不大，估计是做后勤工作，运气好一些，也可能因自己的体育天分，最后当上了“体育老师”。
也许还有其他的道路，但不管怎么说，我能离开那座边疆小城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现在的生活，我的家庭、妻子、儿子都在生活中退出去，一切都是另一幅画面。只不过和今天相比，我会在没什么诱惑的小城里，过着一种没什么幸福也没什么痛苦没什么追求也没什么失落的平常日子。
这样回忆着，就不能不感叹时事造人，1978年的一个重大转折，改变的不仅仅是中国的面貌，更是这其中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今日，原地踏步和一成不变的日子没有了，假设中的一切让人高兴地没能实现。
闲暇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也不妨都做一下这个假设游戏，想想自己，假若没有改革的话，这二十年的道路会是怎样？人生是不是该用另外的稿纸书写呢？
一定是的。这么一想，今日的很多烦恼就淡了，心情就会好很多。你看，在假设中回忆，有时也是一味药，治现在心中的病。
转折那年，我十岁，我到了北京
1978年我十岁，改革二十年后的1998，我三十而立。
印象太深了，1978年的那个冬天，我正在家中翻阅书籍，我妈妈急匆匆地下班，然后和姥姥在家中连饭也不做就开始商量起来。
原来，我父亲平反了，内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