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着出现，让你我无法躲开。于我来说，每次看到生命的终结，我都不认为这是个句号，而往往是个感叹号在我脑海中盘旋，以下几次告别自然是过去几年中印象深刻的，几个大大的感叹号也自然在心中挥之不去。
1997年2月邓小平突然离世
1997年是中国大事不断之年，然而原定的忙碌是从7月1日香港回归开始的，接着是十五大然后是大江截流，也因此大家都做好上半年轻松一点儿的准备。
谁也没想到，在这轻松一点儿的上半年，小平的逝世却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轻松不起来。那个春节刚过，我和《新闻调查》摄制组飞往广东，去做一期关于广东足球滑坡现象调查的节目。
足球一直是我的爱好，这一次把爱好与工作连在一起，心中的欢喜与往日不同，加上摄制组里大多是球迷，一路上欢声笑语，都以为要经历一段愉快的广东之旅。
2月20日上午8点多钟，我还在广东一家宾馆的床上熟睡，突然被编导刘春叫醒：“岩松，小平去世了！”
也许是睡梦中被叫醒，一时间有点儿蒙，脑子中还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晃晃脑袋坐在电视机前，看到的虽然是香港的电视节目，但内容已是关于小平去世的，这时，我不得不相信这个事实。
一瞬间，有一种很大的毁灭感和恐慌袭击着我。小平去世是突然的，但这件事在我们很多人心中都设想过，出现，并不突然。然而国内国外，邓小平去?世后的局势分析都给这个事件的出现蒙上了一层神秘和担忧的色彩。
我很快清醒过来，下楼去报摊上买报纸，买报纸的人很多，很多报纸也很争气，这么短时间竟已出了好几版关于邓小平去世的各种报道和背景资料。
翻这些报纸时，我心中想得最多的是：小平的去世会不会打乱中国前进的步伐？如有改变，接下来的中国将走向何方？
在这一个上午，二十一年前周总理去世和毛泽东去世的情节也顽强地往我脑海里跳，想推也推不出去。
…………
1975年底，我和家人到哈尔滨去接正在外地接受治疗的父亲回家，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在我们第二天就要回家的那一个晚上，医院里的喇叭传出了哀乐，音乐还没有结束，我看到我的父亲母亲已经泪流满面。可不一会儿，他们又破涕为笑，原来哀乐响过以后，传来的是康生去世的消息，这自然让他们笑容满面。因为哀乐响起来的时候，他们凭直觉以为是周总理去世了呢！
当时的中国人都已经绝望地把中国的命运系在了周恩来的病情好转上，周恩来能晚点走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也因此晚点听到为周恩来响起的哀乐，他们便觉得，希望还在，心中的热度就还存在一分。
当时我还是个孩子，自然无法体会这种情感，但我已经隐隐感觉到：周恩来别去世，这样大人就都会高兴一点儿！
可是几亿人的挽留也没能阻挡周恩来生命的离去。
1976年1月8日，哀乐还是为周恩来响起了，马上大人们便都泪流满面，当时的父亲已经病入膏肓。然而，1月8日那一天，他却听一次广播掉一次泪，我也掉了眼泪，不过并不是因为总理的去世，而是大人绝望的哭声中，有一种让我恐惧的东西，我知道，大人的哭声不仅仅是为一个优秀领导人的离去。那几天，就像约好了一样，来我家中的大人，动不动就在谈到周总理时掉一次眼泪，后来看家中有人来，我就干脆到外面去，我可不想看大人哭。
那一个龙年并没打算只让中国人哭一次，9月9日那天下午，我正在学校里玩耍，突然喇叭里传出了哀乐，我们都惊呆了，“又是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幸去世！”
末日可真的是到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最初，我们一大帮孩子有点儿不信，不一直是毛主席万岁吗？怎么才八十多岁他就离开我们呢？
家中的日子也不同以往，父亲躺在床上，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也许是身体的原因，毛主席的去世没能让他掉眼泪。奇怪的是那几天，说起一些事来，大?人都很小声，我印象深刻的是，那几天不许娱乐，因此大人们喝酒时，都要把窗帘挂得严严实实，把门紧紧关好，然后才敢把酒往肚子里倒。
第二天上午，我还得继续上学，到了班上后，老师又把毛主席去世的消息告诉给我们，课自然没其他内容了，恐惧成了最重要的课程。
老师的语气是哀痛的。不一会儿，我们五十多人中就有人哭了起来，不用回头也知道是我们的女班长，这一下，我们的压力很大，有人哭了我们不哭那可是阶级感情的问题，于是很快大家都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
正在这时一位老师走了进来把我叫走：“大家化悲痛为力量，白岩松跟我走。”
原来当时我是学校广播站的广播员，一大堆怀念毛主席的稿件等着我去念呢。于是我就坐在学校的广播室里，拿着沉重的腔调开始播送。
那几天由于我父亲时日不多，家中大人很多，感觉得到，他们忧心忡忡，谁也不知道中国将会怎样？议论起来，他们也左顾右盼，唯恐哪句话说错了给自己惹下大祸。
家中的气氛自然凝重极了。
9月15日，我的父亲去世了，对于我们一家人来说，家人的离去自然是哀伤的极致，然而毕竟毛主席刚刚去世，我们对于父亲的追悼也不敢大张旗鼓，哭声多少有点儿压抑。悲伤不能无限制地释放是我对那一个九月最深的记忆。而每一个人对未来的恐慌，沉甸甸地在那时人们的心中压了许久。
然而痛苦过后光明就一点点到来，国家如此，家庭如此，个人也如此。
那一页翻过去了！
…………
有了二十一年前那样一种伟人离去后民众恐慌与担忧的记忆，很自然的，小平去世，也直接下意识地有了些担忧。
但中国在这二十一年中已经脱胎换骨。
知道小平去世后的那一个上午，我们摄制组的几个人一直在议论中度过，相信每一个人心中也多少对以后几天工作是否能够如期进行没有太大的把握。
悲痛和担忧是必然的，工作仍要继续，中午和要接受采访的对象打了个电话，对方回答我们：下午的采访可以正常进行。
中午从宾馆出来，大街上依然车流穿梭，行色匆匆的路人与往日看起来没有什么两样，餐馆里大多数仍然是座无虚席。看起来，虽然空气中隐隐有一种伟人离去后异样的味道，然而生活仍在正常继续。
?进行完广州的采访，第二天我们赶到深圳继续有关广东足球的调查采访。
一到深圳，和我们谈起邓小平的人更多了，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一位出租车司机谈起邓小平，仿佛有些自言自语般感慨：这个城市是属于邓小平的。
我理解这位出租车司机的感情，看着车窗外高楼林立的深圳，想着二十年前这里还是一个小渔村，很容易让人感叹：深圳，这座城市其实就是邓小平的纪念碑，而这样的纪念碑在全国还有多个。
今天回忆起来，我很庆幸邓小平去世的第二天，我们到达深圳，因为在几天工作之中，我们能强烈感受到深圳人对小平的感情。
受深圳人的感染，我们几个人去深圳深南大道那幅著名的邓小平画像前献花。到达那里的时候，我们看到，献花的群众络绎不绝，旁边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隔一会儿就要把堆积如山的鲜花和花圈用车拉走，以便为后来的人空出地方来。
我们献过花之后就在旁边默默地驻足，这时看到各种不同的神态和表情。有一位中年妇女献过花之后，往后退了一步，深深地鞠了一躬悄悄地离去，还有一位商人模样的中年男子嘴里念念有词，跪下磕了一个头，最后悲伤地离去……
身后的城市依然是车水马龙地喧嚣着，然而眼前这祭奠伟人的仪式却静默无声，沉默中深藏着一种感情，而可贵的是这种祭奠的仪式都是群众自发的，感情更是发自内心。
接着我们又去了深圳的植物园，那里有小平最初在这里种下的树。到达目的地后，我们发现，小平当年种的那棵树已经长得郁郁葱葱，树下围了一圈鲜花和小的花圈。显然，此时，象征生命的绿树也被人们当成另外一个寄托哀思的地方。
我们在深圳的几天采访顺利进行完毕，似乎所有的人都心照不宣地把那份哀痛深藏心底，然后一如既往地让正常生活工作秩序继续。
采访结束后，我们几个人最初的担忧慢慢消失了，一个伟人的离去当然在众多人心中造成伤痛，然而这伤痛并没有把正常的生活秩序打乱，人们用一种成熟的平静更深刻地纪念伟人，我想小平在天之灵一定会喜欢这种纪念吧！
深圳的工作结束了，我们几个人急着回北京，因为第二天是小平火化的日子，我们都希望自己成为长街上送行的一员。于是，这个晚上我们赶回北京。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之后就悄悄走上长街等待灵车的通过，街边的人已经很多，大家都像约好一样默不做声地等待。隔了一会儿，小平的灵车缓缓地从人们眼前通过，人群中开始有哭声，然而这时长街上的哭声和二十一年前送别?总理时已经大不相同。那时的长街相送，除去对总理的哀悼还有一种希望破灭的恐惧和对国家民族自己命运的担忧，而二十一年后，送别小平的哭声，最主要的是一种真心的感谢。
这个时候我知道，小平正是用自己改革近二十年的努力营造了这种不同于1976年的送别之情。伟人离去后，人群中的感激、民众对未来的信心、恐惧与担忧的消失都和小平有关。他用自己的奋斗在离去之后告诉我们：你们送走的只是一个伟人而不是一个时代。
于是，所有这之前海外媒体对邓小平离世后的种种悲观分析，都在这种成熟而保持正常生活节奏的哀思中破灭了。
中国人为小平送行，心中不再担忧不再恐惧，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伟人的离去不会打乱中国行走的节奏，中国将正常前行。
这同样是改革二十年的重大成果。
1994年春节，一个年轻的犯人为营救落水儿童献出生命，人群中涌起一种矛盾的感动
1994年春节刚过，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在离天津不远的一个监狱里，一位北京的犯人叫姜世杰，因为在一起杀人事件中成为帮凶而被判八年徒刑。由于在狱中表现良好，因此春节快到的时候，他被奖励在监狱旁边的姨妈家过年，为此远在北京的母亲也赶了过来，和儿子一起过这个难得的团圆之年。
大年初一早上，姜世杰和母亲出来散步，路过一条小河的时候，听到河中传来了救命声，姜世杰没怎么想就跳进了水中，两个孩子得救了，然而姜世杰却再也没有出来。
在这一事件发生的全过程中，他的母亲一直就在河边，直到儿子迟迟不出水面。老妈妈急得四处求救，一切却已经晚了，姜世杰年轻的生命在过年喜庆的气氛中离去了。
看到这条消息，我和组里联系要求拍摄这个节目，很快得到批准，我们马上驱车赶往清河劳改农场。
从知道这条消息起，包括在赶往劳改农场的路上，我自己的内心一直在矛盾着，一个在押犯人却为救两个儿童献出生命，这种善与恶戏剧性地交织在姜世杰一身，让人一时理不出头绪来。然而不管怎样矛盾，我却相信一点，姜世?杰用生命最后的举动为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向世人谢了罪。于是一个片名在采访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先跳了出来：《回归高尚》。
到了清河劳改农场，气氛果真不太一样，接待我们的干警谈起这件事都很沉重，并且经常是带着感情谈姜世杰这个名字。我猜想：这恐怕是这些干警第一次满含深情地谈起自己看管过的犯人。
我们的拍摄是从采访姜世杰同屋的犯人开始，由于是深更半夜，加上我告诉干警：除去我和摄像你们谁都不要进来，因此干警有些担心，唯恐屋里的犯人会干出一些什么来。然而我从姜世杰这个事件中相信：犯人也是人，大多数人性尚存，犯罪是因为他们身上恶的成分在某一个时刻膨胀强化因此走上犯罪道路，但这不意味着他们的人性中没有善的成分，面对朝夕相处的姜世杰在大年初一不辞而别，悲痛也会出现在他们心中，也许姜世杰的善举激活了他们几人心中善的成分。
果真是这样。
小小的劳改农场宿舍里，几名犯人面对着我们的镜头坦陈着对姜世杰的怀念，在他们的言语中，我强烈地感受到一点。姜世杰的行为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震撼，长久认为自己不可救药的心态在姜世杰回归高尚的举动中发生着改变：“也许我们也可以做好事？”这种言语意味着他们几人内心深处一些向善的东西复苏了。看得出来，甚至有人在内心深处对姜世杰的回归高尚有些羡慕。
走出生平第一次进去的监狱宿舍，我并没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反而更加沉重：为什么有的人就那么轻易地放纵自己恶的成分，而把善藏到一个连自己都无法感知的角落里？如果我们的社会能更有利于人性中善的成分发挥，犯罪的人是不是会少很多呢？
在劳改农场采访的时候，几天里内心一直在一种很大的冲突和矛盾之中：平常人都少有人做的见义勇为发生在一个在押犯身上，一个犯了罪的年轻人用自己的生命救助了看管他的干警的孩子；大年初一的喜庆中，一个儿子在母亲面前为了其他母亲的幸福走向天国……
这一切都和我们平常采访的主题不太一样，以至于我们不知道该怎样最好地去表达。
回到北京，听到不少议论，由于这样的事件在过去几年中没有发生过，因此司法部的人士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态度。姜世杰死了，身后的评价该怎么样，是烈士？似乎根本没有这个可能；是罪犯？善良的人不会同意；姜世杰的亲人?该怎样面对？追悼会的措辞该怎样考虑？
这一系列问题都摆在人们面前。
我们用最快的速度编成了两集节目，原本打算在《东方之子》播出，但由于姜世杰身份的敏感，最后放在了《焦点时刻》中播出。虽有这样的变动，然而节目能够播出，我已是很感动。
节目播出之后，很多人对我在节目结尾处给姜世杰母亲鞠躬的那个镜头很不满意，认为一来记者应该客观，二来给一个救人而死但毕竟是罪犯的母亲鞠躬，会不会有副作用？
说实话，当时，我没想那么多，我只知道，我面对的是一个失去了儿子的母亲，他的儿子不管过去曾经怎样，毕竟用自己的一条生命换回了两个儿童的生命，在生命面前，有些珍贵的东西是该被我们尊重的。
至于说到客观，我想在当时面对姜世杰的那么多不客观的议论，也许我们该重新考虑一下什么才是“客观”。
姜世杰的名字果真在人群中消失得很快，除了事发当时的新闻效应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之后不久，这事就没人议论了。毕竟罪犯成了英雄，让人们多少有些不适应，与其矛盾地寻找评价，不如偷偷地遗忘。但如果他不是一个罪犯，是不是今天还会在人们的赞扬声中活着？
1999年1月，一个叫张穆然的十七岁女孩在人们的关注中离开，面对她生前的坚强，大人们再也坚强不起来
从1998年开始，中国人开始向小女孩学习坚强，远在美国的桑兰，用灾难面前的笑容征服了不同肤色的成年人，然后让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悄悄地问自己：如果这样的灾难降临到我的面前，我会如桑兰般绽放笑容吗？反正我的回答很让自己羞愧：恐怕做不到。
于是桑兰成了我们心中的英雄。
哪想到，半年后，又一个十七岁的小姑娘用坚强和笑容走进中国人的视线，她的名字叫张穆然。
接到《实话实说》组打来的电话，我的第一反应是：要做一期关于足球的节目，让我当嘉宾去侃。
但结果没有这么轻松，小崔告诉我：北京有个小女孩叫张穆然，得了不治?之症，生命之路对她而言已经不长了，她有个小小的愿望，能不能和小崔一起当一回她喜欢的《实话实说》节目的主持人，然后在这个节目中见一下她喜欢的主持人……
生命进行到尾声时候的邀请，不会有人拒绝的，于是有了那期《实话实说》节目，有了我们评论部五个主持人（敬一丹、方宏进、水均益、崔永元和我）第一次在一个节目中团聚。
但这种团聚的目的却是我们那么不愿意面对的一个事实。
和小崔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