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录节目之前我们很担心：会不会让有些人觉得这有“炒作”之嫌。甚至我提议，这期节目不播出，只做给张穆然看。但张穆然的愿望毕竟是做一期正常的节目，于是咬咬牙，进了演播室。说句实话，这期节目直到进演播室前，才知道，张穆然由于病情恶化已经来不了了。这个时候，大家意识到，张穆然离去的时间已经倒计时，我们必须加快速度，才能把这期节目让她亲眼看到。
而这期节目该怎样进行，由于张穆然来不了了，也一下变得方寸全无，然后只好用小崔的话壮了自己的胆：看着办吧！
随着节目一开始，大家在大屏幕上看到张穆然坚强的样子和灿烂的笑容，我们和现场的所有人一样都进入了状态，节目录制得很顺。
不过在节目中我谈了自己的愿望，别让穆然在医院受罪了，让她回家吧，生命的最后时刻能在家中，那是一种幸福。很多人觉得这有些残酷，但这确实是我当时最大的愿望。
一录完现场，我们一伙人就赶去医院。
我和赵本山是先到的，在病床上躺着、身上插着好多管子的小穆然一看见我们进来，马上绽放出笑容，我握住她的手，可她却抢先说：“我的手比你的凉。”听了这话，我的内心开始流泪，但外表却要比什么时候都灿烂。那一瞬间，我为大人在孩子生命受到威胁时无能为力感到羞愧。
一会儿大伙儿都来了，大家都笑着，拿来的鲜花在病房里无所顾忌地盛开着，而属于张穆然的生命之花却在日渐凋零。
没有人心里会好受。当我们和张穆然告别，可能很多人心里都知道：这告别有可能是永别。回到家之后，我无法控制住一种和穆然永别的恐惧，我很想来个回马枪，于是给小崔他们打电话，希望同去，但小崔他们一回来就进了机房，以便尽早编出片子，然后明天一早让穆然看。我想这事重要，只好放弃杀回马枪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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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采访预测大师翁文波院士时，他依然以科学预测研究为生活全部，但当我们节目播出不久却传来他去世的消息，也许他老人家一直关注的是人世间灾难的预测，却唯独忘记了对自己生命的关照。
第二天早上，小穆然在医院看到了小崔他们送去的节目录像带，节目编导熬了一个通宵，只为穆然能快乐。幸运的是，这个节目抢在了死神来临之前和穆然见了面。
第二个晚上，受其他几位一起录节目同事的心灵之托，我又去了一趟医院。这次见到的穆然已经没有了昨天的灿烂笑容，病情急剧恶化，神智已经不太清醒。然而，只要一清醒，她就会艰难地对我们绽放出笑容。搏斗之中，死神的力量越来越大。
和穆然的父亲坐在医院的长椅上聊，才知道，穆然的坚强也许是一种遗传。她的父亲当初从北京到陕北插队，和当地姑娘结了婚，然后有了穆然。回北京之后，一直都是他一个人带着小穆然，直到前两年，爱人才从陕西办过来。两口子的工资待遇都不高，希望自然放在穆然身上。然而人世间公平的事并不多，灾难还是在希望到达之前降临了。
小穆然很平静地接受了灾难，但她从没有想到，灾难不可战胜。也许，小穆然和桑兰如此坚强，恰恰是因为她们的年少恰恰是因为年少时的乐观。
由于这时穆然的情况已很危急，病房里很静，大家都看着穆然床边的那台仪器，随着仪器上面各种数据的变化而让自己的心情起起伏伏。
在这很静的病房里，我注意到另外一个病床上的小姑娘。经过询问才知道，她才十六岁，和小穆然得的是一样的病，但由于是刚刚住院，还没有经历残酷的放化疗，因此一头黑黑的长发还在，我知道，在这个漂亮的小女孩面?前，有艰难的路要走。
一个细节让我记住了这个小女孩，知道了她和穆然一样坚强。
陪在她床边的父亲可能实在太累了，正在打盹，但显然这个小女孩很疼，而她又不愿意叫醒父亲，于是我看见她用小手紧紧抓着床单而没有发出任何声响。我过去握住她的手，小声问她：“是疼吗？”她用美丽的大眼睛告诉我：是的。
这个小女孩和穆然一个病房，也将和穆然一样，必须让自己坚强。也许她不会像穆然一样被社会关注，但我还是希望，等待她的结局不要像穆然面对的那样残酷，虽然我知道，这很难。
我想，在很多献给穆然的鲜花当中，也一定有很多是给这个小女孩的。
面对这两个花季女孩，人们很容易发现，命运并不是公平的，至少不像善良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公平。走出医院的大门，想着刚才小穆然昏迷的样子，我知道，小穆然和人世告别的时间很快要到了。这个念头让我一路上心头堵得厉害，第一次体会到一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复杂情感。
两天后，穆然走了，坚强没能成为死亡的对手，当我们几个主持人参加她那朴实的追悼会时，我一直在想：十七岁的女孩之所以坚强，是因为她还不知道为何要软弱，这一点让我们当大人的汗颜。
去追悼会之前，我写下这样一段文字：穆然已经走了，很难说我们曾经把关怀给过她，因为她最需要的其实不是谁谁谁来了，不是为她做了一个什么节目，而是生命！可偏偏这一点连医生都没法给她，而我们每一个人就更不可能了。
因此我很想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哭一场，然后把这件事忘掉。因为穆然随风飘向天堂，我们在人间曾经所做的一切可能都像思考一样，让上帝发笑了。
可在忘记这件事之前，我还是有个遗憾：我总想，家，该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我一直盼着穆然能够回家，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在那股熟悉的气味中，安安静静地躺在父母怀抱中，笑着离去，谁愿意去天堂前，在人间最后的一项事情，是让医生帮助拔掉自己身上的管子呢？
穆然离去了，我们每个到过她身边的人又都带着各自的心情回到喧闹而争斗的尘世中，面对死亡，面对一个让人钦佩的十七岁，我们瞬间雅了一会儿，可穆然飞走，我们又将继续往回俗。可还是要感谢穆然，她让我们在急匆匆的奔走中愣了一下神，想了想平常我们不习惯面对的终点问题。
也许有些事该看开一些了。
穆然在天堂还好吗？

答问之间：把触动珍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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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采访张中行这样的学问大师，我只有站在身后聆听的份，但能近距离地靠近大师，于我来说，已是幸运。因为每次对他们的采访都是一堂不交学费的课。
答问之间：把触动珍藏起来
对于我来说，每天的工作就是不停地向坐在或站在眼前的人发问，形式变化得不多，然而内容和采访对象却每日变换，走马灯似的采访就是我的工作。
我很喜欢这种问答之中的碰撞和沟通，眼前的人都是禅师，他们的回答和社会与人生有关，这句或那句之间常常藏着禅机，对我来说，每次和他们沟通都是一堂不用付学费的课。
节目只有八分钟或十分钟，最后大家看到的总是浓缩的东西，更何况有些?问与答还得含蓄，仔细解释是鸡蛋碰石头。
就这样我问别人答，一晃六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今日有意回头，在一路上捡起一些闪亮的问答碎片，算作一种对岁月的纪念和被访人的感谢。
被访者：赵鑫珊　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教授
问：为什么这个世纪的科学技术进步得很快，然而这个世纪的人们却依然需要十八、十九世纪的音乐来安慰自己的心灵？
答：人性的进化是很慢很慢的。
回答者是上海的赵鑫珊，他的专业该是研究哲学，而他对艺术和科学的热情一点儿也不低，因此人们习惯把他当做一位交叉学科的研究者。
在我上学的年代里，他的一本《科学哲学艺术断想》是我们手中的热门书，谁想到多年以后，他坐到了我的面前。
采访是完全在聊天的状况下进行的，摄像机的存在被我们有意地忽略了，甚至在采访结束时，赵鑫珊还对我们说：可以开始了，可见气氛之宽松。
我是突然想起这个问题的，可赵先生的回答却显然不是即兴之作。
一想也是，几百年一晃就过去了，表面上看，人类的进步很大，上了月球，创造了计算机，克隆了羊然后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克隆你这个人……然而这一切都是生活环境的进步，是人类社会外在包装的进步。可我们的内心却很难说比前人进步了多少，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没退步就已经不错了。否则我们怎么总在前人的各种艺术作品中深深地感到一种震撼和深刻呢？也许我们在对人类的进步赞叹不已的同时，也需要一些反思。我们在回首或前瞻时，总习惯于拿一个世俗的标准去评判去衡量，而这些标准总是物质的、外在的。我们为这些进步沾沾自喜，却早已忘了我们是人，快乐、幸福与物质的进步有关，但更与心灵有关。大步走来，你照顾好自己的心灵了吗？
赵鑫珊的这个回答帮助我明白一个道理：面对这个新来的世纪，我们会有很多的幻想，人们期待未来时总是乐观的，然而人性的进化是很慢很慢的，这就注定，在新的世纪中，人类生存环境以及外在包装还会急剧变化，我们很难想象这个新的世纪中，人们会生活在怎样全新的盒子中。然而这种变化却丝毫改变不了这个新的世纪还会有战争，还会有欺骗，还会有以大欺小，还会有背叛、有猜疑、有嫉妒……人性中所能制造出的恶在新的世纪中都将会有。
人性的进化是很慢很慢的。这个回答告诉我，总为表象的变化争相鼓掌是愚蠢的。也许我们该常常静下心来，走进人性深处，看看我们有哪些缓慢的进步！如果真的能有少许，那才值得我们快乐地鼓掌！
?被访者：袁庚　深圳蛇口开发区的开拓者
无论人类的历史怎样弯弯曲曲，它都是走向前去的。爱迪生发明的那个电灯泡，最初实验的时候只是半秒钟亮一下，但它后来却把整个世界照得灿烂光明。
说这句话时，袁庚已是一位八十二岁的老人。说这话的地方在离他家不远的一处海滩，在蛇口，这块海滩难得地还没有开发。在袁庚家里，透过窗户就能看到这片海滩。老人已经不打算住在别处了，每天他就是通过窗户守着这片还未开发的海滩。海浪拍打着岸边，也会有很多的往事拍打着老人的心田。
说这话的原因是因为有人认为蛇口落后了，因此认为袁庚的本事不算太大，更何况他只是开拓了蛇口这么一小块地方。但老人的回答却似乎不是辩解，他早已从个人的利益中跳了出来，把一种精彩的感触交给了历史。
老人的语言并不激烈，甚至平和得没有任何煽情的色彩，然而当我听到的时候，内心深处却有种泪流满面的冲动。
二十多年前，蛇口是一片寂寞的海滩，然而刚刚从监狱走出的袁庚来了，这片海滩不再寂寞，封闭的中国也就此撕开了一个大口子，清新的海风从南风窗里吹进大陆，中国人的脸色慢慢不再苍白。
袁庚还做了许多，比如创造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价值千金的口号，还有在蛇口开发区搞政治体制改革等等，而这一切都是在袁庚六十一岁之后开始的。
时间过得真快，二十来年一晃就过去了。现今的袁庚步履已经有些踌跚，然而思想却依旧活跃。历史当然从他这一页翻了过去，蛇口甚至深圳都已不像过去那么耀眼，但是当我们欣赏满园春色的时候，难道不该对当时的拓荒者致以敬意吗？也许再过一百年，蛇口已经默默无闻，不过但愿那个时候的人们依然能记住袁庚。因为未来的人们肯定不会像今天这样健忘和苛刻。
被访者：王火　作家　久居成都
问：您在文革中的境遇怎样？
答：你想啊，我是一个有着两千名学生的中学校长……
平时看影片，最恐怖的从来都不是直接在屏幕上看见鲜血和肉体的折磨，而是这种画面只在你的想象中出现，这才让你不寒而栗。
作家王火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有点儿恐怖到了高级境界的感觉。
王火是一个出色的但却少被人知道的作家。当他的《战争与人》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很多人都问：王火是谁？这让王火在老年之后又找到了一点儿文学青年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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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在杭州建了一栋别墅，修好之后却嫌太过豪华，捐了，不过我对他的采访依然在这栋古香古色的别壁里进行。“大侠”告诉我，他是名声有了，地位高了，但学问不见了。这话像禅语，留给人们好好参悟。
进入老年生涯的王火一直居住在少被文坛关注的成都，寂寞地做着自己认为该做的事。上百万字的作品是在原稿毁掉一个眼睛失明的情况下从头再来的，最后拿下了文学大奖。
然而在王火家中，那个下午宁静的采访过程里，却是王火对文革境遇的回答最让我震惊。“你想啊，我是一个有着两千名学生的中学校长……”
不愧为大家，话到了这儿，接着便没往下说。我沉默了一会儿，脑海中浮现出种种恐怖的画面，两千多名学生疯狂的热情，真不知陷身其中的王火校长当时是怎样面对的。王火越是没说，那幅画面在我的脑海中越是惨烈……
在我沉默的这一会儿，王火也沉默着，当我进入一个恐怖片情节中的时候，王火怕也正在不堪回首。
对那个苦难的时代，我们至今仍然缺乏真正的直视，也正是在种种的禁忌之中，表达的含蓄和含蓄中表达出的苦难让我们痛心疾首并拥有更大的震惊。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对那个时代说得更多？
被访者：宋健　原国家科委主任
我对马寅初先生非常佩服，非常佩服这位科学家终身坚持科学真理的精神，不屈不挠，在别人都放下武器的时候，他还继续战斗。
他在人口论和经济学方面的见解是正确的，但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可是他宁肯单枪匹马地战斗，我知道我挡不住，但人绝不能在这种风浪中投降，要为学子做出榜样。
?什么是科学精神？回答起这个问题来一点儿都不深奥，但贯彻就不像回答时那么简单了。
1＋1等于2，和平时期每个人都能坚持这个答案，但如果风吹草动后，有要人非得说1＋1等于3，一些人就开始犹豫。要人之所以为要人，正是因为他掌管着很多人的生杀大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如果回答1+1等于2的话，那就会大祸临头；而放弃科学精神，两眼一闭，张口就来“1＋1当然等于3”，则会柳暗花明，生命的前方又是一条灿烂的光明之路。
可见，有的时候想坚持科学精神，那是有可能掉脑袋的事情。但马寅初偏偏不信这个邪，科学就是科学，1＋1本来就等于2，怎么能昧着良心说等于3呢？
宋健是一位多年任科委主任的老领导，慈眉善目颇有长者之风，不过说到他尊敬的马寅初时，激动了。
我听着自然也很激动，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民族的科学精神在强权面前丧失，灾难才会普降众生。如果我们都能在有人说1＋1等于3时集体说“不”，那情形该多么让人兴奋！
也许历史上的事我们今天看起来清清楚楚，而当时处在历史迷雾之中的人们却很难下个判断，于是观望，左思右想，在是与非的判断中选择了沉默。最后就让马寅初等少数几个人成为后人心中的英雄。
今天当我们呼喊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口号快速向前走的时候，别忘了，全民族慢慢建立起一种真正的科学精神，那是比生产力更重要的东西。马寅初当初孤独地成为英雄，正是为了后人高举起科学精神大旗时不再孤独。如果在以后的岁月中，再遇到风吹草动，又是少数几个人成了新时代的马寅初，那就实实在在是我们民族的悲剧。
尊敬马寅初是为了让他老人家不再单枪匹马。
被访者：褚时健　原云南玉溪卷烟厂厂长
问：今年您已经六十六岁，按常规，您已经是超龄服役了，你考虑过急流勇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