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恩格斯的著作，我们都是从俄译本中去理解消化的，而过了很多年，当看到原文的德语马恩著作，才知道其中的误差。如果当初直接从德语著作中吸收马恩精髓，我们是不是会少走许多弯路呢？这可不是一个人外语不好只耽误自己这么简单的事！
对外语文盲这个身份我是不甘心的，不能掌握外语，就不能真正了解世?界，无论个人与国家都是如此。也许当我完成这部书稿之后，就会赶紧去找个外语班报名，三十多岁开始学艺还不算太晚，我真不想这只腿迈进新世纪，而另一只却一直停在过去，被封闭自然会被淘汰，谁也不想中途掉队，真希望有一天碰到你，我们会用外语叽哩咕噜半天后，像耗子妈妈那样得意地说：“怎么样？掌握一门外语还是挺重要的吧！”
三、电脑
现在的人们常说一句话：现代人必须掌握三种本事，外语、电脑、驾驶技术。
每次面对这句话，我都很自卑，因为外语方面的文盲加上电脑方面的弱智，在新世纪里，看样子我只剩下开车乱跑的份儿。
我的电脑水平不高，写这本书的过程也可以证明，别人早已经是电脑代笔，可我依然用笔用纸，一字一字写出，然后夫人接手，打到电脑上，再打印出来，我在上面修改。如此复杂的流程，加上面对夫人的劳作，我只有打趣的自嘲：还好，将来咱有手稿可供拍卖。
话是这么说，却掩饰不住我面对电脑的智商不足。
我也不是对机器一窍不通的那种文科学生，比如音响发烧，我就到了很高的热度，至少在周围的人群中算作专家，书架上一堆堆音响类杂志也还读得进去。
可遇到电脑就有些发蒙。
也不算没名师指点，周围高手很多，也都好为人师，但我却迟迟进入不了角色，让老师们空有一身技艺无的放矢。
想当初，大约是1991年，我还被报社送到山东华光集团学过电脑排版，当时也算好学生，每分钟打个三四十字没问题，电脑排版也入门，怎奈回来后，几顿饭过去，就消化掉了。
有一点要声明，如果说古文化底子薄，今日想恶补，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加之发力太晚，迟迟进入不了情况，而外语则是今日弱，但变弱为强的决心很大，明日一定会有结果，那么面对电脑，我是多少有些躲避的。
在电脑上打不打字不重要，我还是喜欢稿纸铺好，选一支顺手的笔，然后开始沙沙作响的写作。一来有种古典美二来这时灵性飞扬，可面对电脑，思绪往往变得枯燥，这可能是我的一种毛病。
?在电脑上游戏，我也偶尔试过，运动类的我手忙脚乱，有点儿跟不上，放弃，于是电脑上打打扑克下下棋甚至来两圈麻将还算经常。可玩来玩去，没发现什么好软件，再精彩的编程也不如几个真人坐在一起玩得快乐，游戏本来就不只为了胜负，更在于游戏过程中的人际交流，没有了游戏中朋友间互相诋毁和冷嘲热讽嬉笑怒骂，游戏的乐趣就淡了。在电脑上游戏，要么孤独，要么快乐得有些自欺欺人，我实在不喜欢对手是个机器，我希望在游戏中坐我对面的是活生生的人，而只剩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宁愿阅读或听音乐。
当然还没有上网，这似乎显得更加落伍，但我自己感觉还算良好。我多少有些惧怕，一旦上网，便没了自己独立的空间，我们会陷在信息的海洋中，成了可怜的网虫。现代人的真正烦恼，其实并不是资讯太少而是相反，每一日，我们都渴望信息冲浪，唯恐自己被世界抛离，但我想，丧失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们才会被真正抛离。
也曾在网上，在别人的率领下与众人聊天，可看着屏幕上真真假假的思想和真真假假的名字，我多少有些厌倦，实话实说这四个字至少在网上还是梦想。
当然，现在不和电脑结缘，也因为操作还显得复杂，我乐观地相信，傻瓜型的电脑离我们已经很近，在很短的时间内，电脑将如电视般容易操纵，我不妨晚到些，也可省却些麻烦。
我知道，以上这些理由都是自己面对电脑比较弱智时的借口，在我们的生活中，电脑的出现打破了一种禁忌和言论的不够自由，人们拥有了更多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我当然知道这一点有多么重要，可我不会因为感激就在电脑面前变得聪明些。
我可能会在不久后的哪一天，和电脑亲近起来甚至在网上拥有自己的网页，但那不会是因为我突然爱上了电脑，而是因为：受不了现代人看我像看原始人一样的眼光。
你看，在电脑面前，内心深处，我还是有些自卑。
四、合作
合作不只是我的弱项也是我们的弱项。我过去做过报纸广播，但电视的特殊性大不一样，最重要的是它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合作。
做报纸记者的时候，拿个本顶多加个录音机就走了，采访完毕，自己苦思?冥想，文章写出后，很快乐，很有自我成就感，广播也如此，一晚上的节目，推个装满音乐CD的小车就进了直播间，主持完了，想着刚才那种电波中的交流当然也自得其乐。
做电视，想自得其乐，难一些，没有摄像、录音、主持和编导，这活儿就不能干。即使最节俭，也得摄像和记者两个人，合作还是跑不掉。
合作好了，节目就会加分，可如果摄像那儿减了十分，编导和主持也各自减分，最后的节目能不能及格都是个问题。
可是合作又不是简单理解为处好人际关系，而是如何在合作之中，既有良好人际关系又能激发各自潜能，尤其后者几乎是我们所有人的弱项。
激发自己的潜能容易一些，但一花独放不是春，电视节目组一出去就是支庞大队伍，只有一两个出彩，回来后，节目还是不一定上档次。
学会合作，是电视人面对的第一课题。
有的电视人单打独斗惯了，要么大包大揽，事无巨细都自己来，伤了同伴的自尊不说，自己还累个半死；要么放任自流，好好先生一当，宁伤节目不伤感情，一来二去也不是长久之计。
因此，除去节目，想得最多的就是合作问题，曾经采访过在美国的一位华裔科学家，他曾在几千名科学家共同承担的登火星计划中担当重任，我问过他一个问题：新的世纪中，人才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他回答：合作精神。听到这个回答，我沉默良久，又是一个关于新世纪的命题，但我相信他说的是对的。
中国并不是一个拥有合作精神传统的国度，比如在音乐领域，我们习惯一把二胡或一架古琴诉说情怀，而西方音乐家却善于把不同的乐器组合在一起，用合作带来的和谐感动我们。
你还可以观察我们的游戏，像麻将一类，不仅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而且是把自己的成功建立在别人的失误上，平时还要看上家盯下家琢磨着对家，对人家怎么不利怎么出牌；再如拱猪、锄大地一类，更是以陷害对手的狠毒程度为胜利的标志，合作是根本谈不上的，即使偶有合作也是先把一个对手陷害完毕再来两个人间的争斗。而如升级、敲三家这一类所谓合作的牌局，我看到更多的也是同伙间因为出错一张牌而产生的互相指责，这一点让我看到一种传统。
当然谈到合作，我们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可以共患难，却不能共享乐。多少人患难时是至亲良朋，而境遇转好，钩心斗角就来了，这样的例子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举上一大把。
总这样下去显然不行。
在我们电视圈，就面临着从体力向智力再向合力的转变过程。电视原本就是个需要合作的行当，再向前发展也必须向合力要效益。也许在大学的课程中，也应该为电视人开一门合作课才是。
中国向前发展也是如此。
单打独斗的时代过去了，不懂得合作，我们只是一个又一个容易被征服的个体，而懂得合作，我们就是一个无法战胜的整体。我永远忘不了在美国听别人讲的一件事：由于开餐馆的华人不合作，还竞相拆台，因此互相咬着降价，致使许多餐馆都无利润可赚。而韩国人则团结如一家，订立价格同盟，结果日子过得都不错。难道就因为我们人多，竞争激烈，就必须单打独斗互相拆台吗？
我喜欢足球，不仅因为它的精彩激烈，还因为它给我们有关合作的启示。一场比赛，需要十一个人上场，位置各不相同，但每个人必须全力以赴，既要为同伴制造机会，也要把伙伴为自己制造的机会把握住，同伴犯了错误，其他人要赶紧弥补而不是马上指责，只有这样，一场比赛才能赢，没有大明星的球队也才有机会战胜明星云集的大牌球队。而任何一名球员，如果自己精彩发挥，整只球队却输了，那快乐也大大地打了折扣。
因此当有人问我：新世纪该成为一名什么样的人才时，我往往回答：“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力争使自己成为一支十一人的队伍中不可替代的一员。”
我还要继续学习合作，我们很多人也要学会如何合作，甚至可以上升一点高度：新世纪里，中国是否能够真正强大，首先取决于我们是否学会合作。
为了明天，请同意我的观点。
五、不行与不安
这年头，一不注意，电视节目主持人竟成了被人议来评去的公众人物，于是，在生活中，由于所谓“知名”二字，干这行当的就享受到很多便利。其实，我也是主持人一个，因此很多便利也享受得到，甚至还有人群中一种让我忐忑不安的尊重神情，更让我觉得，这都属于多得。
如果这个社会，医生或教师必须通过电视来工作，那明星该是他们吧。由于分工，我们必须通过屏幕工作，可怎么原来正常的工作就让我们得到了?很多意外的“收获”呢？
我因此常说一句话，背靠大树可千万别拿自己当大树，也许电视在这二十多年的中国的确占据着人们很多的时间，但不能因自己靠上了这棵大树就飘飘然有些自傲，认为自己做好了一些什么。
我常常对被采访者说，我们不过是月亮，本身根本不发光，但由于反射太阳的光，被采访者正是一个又一个太阳，我们看着亮，其实这只属于借光，时间长了，如果月亮本身真的以为自己很亮，那就是太过可笑的事情。
我的诸种说法还显得有些绕，另一种说法则直接得多：
如果把一条狗拉进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然后在黄金时间连播它一个月，这之后，这条狗就成为中国一条名狗。
这比喻有些尖刻，但我必须当做一种善意的提醒而接受，因为它最能快速地告诉我们：别太自以为是，你并没有做得很特别！
从我本人来说，没想过成为公众人物，也因此，这种局面来了，我便常常有种不安，因为自己这半斤八两，自己该是最清楚的！
必须承认，做了电视节目主持人，就拥有了公众话语权，经常有机会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就在屏幕上说三道四，对这种局面，我时常感觉压力，因为每天自己在屏幕上说话的时间，如果折算成了广告，是要花好多钱的，因此越是拥有公众话语权，也许越该天天问自己，我说的都是有价值的吗？如果没有价值，我浪费掉人们多少时间，又浪费掉多少金钱呢？
一想就是一身冷汗，看着自己身上这么多的不行，面对众人的关注，时常便会有羞愧感。但人更要面对将来，过分的自卑和过分的自傲一样可笑，坐在这个位置上就必须承担起应当承担的使命，哪怕为此付出十二分的努力。因此希望，我能很快不辱使命。

我和电视：在欣慰与担忧中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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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让人说砸烂电视，不如我也砸烂一回摄像机，但这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砸烂电视毫无意义，改造电视才切实可行。
我和电视：在欣慰与担忧中约会
一
电视，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个相知还不算太长的新伙伴。
不像其他一些事情，谈起源头来，要从爷爷那儿说起，关于电视，我们自己就可以把和它的相逢回忆起来。
在我儿童时代，电视机这个词从来就没有进入过我的脑海。当时家中有一?台大的红灯牌收音机，那可是家中的大件，我当然也和其他孩子一样，绕到收音机后面去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人在说话。
很长一段时间，收音机伴着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寂寞的傍晚，当时的我对于收音机的感情是亲切中夹着一分惊奇：也不知是谁发明了这样一种高级东西。
大约是在打倒“四人帮”之后的那一年夏天，院子里的一个小伙伴忽然神秘地把我们几个小朋友约到一起发布了一个让我们摸不到头脑的消息：“今天晚上我爸在单位值夜班，他们单位有一个机器，能自己演电影，我爸说领着咱们几个去看电影。”
“在单位里就能自己看电影”，这事有些让人兴奋，我记得那一个下午，我们几个都是在一种兴奋的等待中度过的。
吃过晚饭，我们几个小伙伴聚到一起，在那位父亲的率领下一起去了他们的单位。
进了办公室，我们被安排好位置，大人拿出钥匙，打开高处一个柜子的门，一台电视机出现在我们面前，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是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电视。
那一天晚上，电视上演的是电影《节振国》，我们一群小朋友兴奋地说着看着，眼睛一直没从这个方匣子上离开，心情也像过节一样，电视开始在我的记忆中定格。
小伙伴的父亲并不是天天值夜班，更何况，他就是值夜班，也不能总把我们带去，然而断断续续，电视给我的印象越来越深。
在那个年代中，我们谁也不敢奢望将来自己的家中能有一台电视机。再后来，周围的人家陆续有了电视机。每到晚上，那些提前有了电视的人家，总会聚满了人，家中有了电视，心里当然自豪，可每天晚上一屋子人，还得陪上烟和茶，相信他们也会有些烦，但邻里之间怎么好下逐客令呢？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就得让这种自豪和烦恼紧紧缠绕着。
那些年里好多与电视有关的记忆现在还都十分清晰，1982年考高中之前，我每天去学校上晚自习，家里人都以为我很刻苦，其实我是去学校一个朋友家，看电视连续剧《姿三四郎》。直到有一天，我母亲去学校看我自习的情况，在教室中没有找到我，最后万般寻找终于在朋友家电视机前把我找到。大考在即，儿子却如此不争气，我受到的训斥自然可以想象。
不过，电视毕竟已经开始走进我的生活，几年之中，从《加里森敢死队》?到《大西洋底来的人》，从《排球女将》到《上海滩》，从审判“四人帮”到新星新秀音乐会，我都采用四处游击的方式断断续续地看到了。对于我这个边疆小城中的孩子来说，电视已不再只是演电影那么简单，一个新的世界在我面前打开，我终于开始知道，家乡不是世界的全部，一个梦想开始在少年的心中升腾：我也要走出去。
到了我考大学的1985年，有电视的家庭已经相当多了，但我的家境并不富裕，另外我要考大学，电视机就一直没有走进我的家。我猜想，当时很多这样家庭里的孩子一定也和我一样，盼着父母能把电视机搬回家，圆自己一个梦。
梦终于圆了，只是自己已经不能经常享受。1985年8月底，哥哥终于把家中买的电视机搬了回来。那是一台求了半天人才买到的二十英寸三洋牌彩电，可几个小时之后，我就要登上去北京上大学的火车，因此临走前我看到的只是家中这台电视机而不是其中的内容，但心里还是异常激动，毕竟家里拥有了自己的电视机。
对于当时的很多中国家庭来说，电视已经不是一台机器，而成了一种生活目的。看看左邻右舍开始陆续架起电视天线，自己家里一定会咬紧牙关，争取排除万难，将电视抱回家。电视机是八十年代初中国人的梦想之一，而正是这股强大的电视热为后来走进电视的人们搭建了最好的舞台。
只不过，当时的我还无法预料，将来有一天，我也会走进电视，成为屏幕上的人。
二
几年时间里，电视机潮水般涌入中国人的家庭，当拥有者开始感叹生活变得如此美好的时候，不知是否预感到，在你有了电视的同时，这个黑匣子也开始改变你；当你以为拥有绝对的自主权用遥控器调换着频道时，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