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的事情。
这样，我就只剩下快乐干活。值得庆幸的是，我并不是那种心情不好就不好好干活的人，虽然这个位置最初来时并不情愿，可既来之，则安之，则好好干之是我的原则，而正是这一点，让我在把一件又一件小事做得还算不错之后，拥有了改变的机会。如果因为自己的心情不好，活就不好好干，或因为事小而不为，那也许直到今日，我还会在最初的岗位上抱怨自己怀才不遇。从这一点来说，命运的改变与机遇的获得，是从一件又一件小事开始的。
在白纸上做画
负责一个版面，其实最先拥有的就是一张白纸，而最后经过自己的努力，让这张白纸被几篇文章和图片填满，自己的任务也就算完成。不过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易。用什么样的文章把它填满，这个版面会不会拥有自己的风?格，人们爱不爱看，版式漂不漂亮，这一系列问题，对于责任编辑来说，都是必须考虑的。
首先，我这一版是社会性和故事性相结合的版面。因此，由哪些作者来完成这些文章是至关重要的。作为编辑，我就必须先了解电台的各个栏目，看哪些栏目适合供稿，哪些人适合供稿。
一段时间以后，我慢慢在电台里有了自己的一个作者群，他们的文章符合我的口味，同时，我对这些文章的修改、标题的制作、版式的设计，也大都让他们满意。于是，双方的合作就默契起来，慢慢的，我这一版的风格也就鲜明起来。
努力开始有了回报，一段时间的低头走路之后，周围的人们看出这一版的变化。于是，从社内领导到周围朋友，偶尔也就会有表扬声飘过来，这给了自己很大信心。更重要的是，面对表扬声，人比较有成就感，一些不快与不如意也就淡化下去，并开始有了进一步干好的动力。
作为一个版面的责任编辑，在我们这个不大的报社里，不仅要负责组稿和版面内容与风格，还要自己承担画版、校对、付印等一系列事情，在大的报社，这些活分给不同工种的人做，而报社小，我也就有了体验全方位报人的机会。
由于我们的报纸是周报，生活开始以七天为一个周期，每到星期二的上午，看着刚刚印刷出来还带着墨香的报纸，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十天之前这些内容还只是一个又一个创意，几天之前，这张报纸还是错字很多有许多修改之处的半成品，而星期二，它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成品，这种触摸得到的成就感，是干电视和干广播都比拟不了的。
可能因为自己并不是学报纸的，因此禁忌就少，于是做起来，创意的胆子也大也更无所顾忌些。奇怪的是，这种大胆反而赢得很多人的掌声。自己毕竟年轻，对新东西的理解感悟得快，实施起来也快。于是，时间一长，我们这张报纸的脸孔由于我们几位年轻人的介入和其他同事的共同努力开始向人们接受的方向转变，而干活的人意识到别人对自己成果给予肯定后，干起活来自然心气更高。因此，那一段时间，大家的精气神都好，我也一样。
我自己已不满足于总是为人做嫁衣裳，进了报社，自己的笔就没停下过。因为有了自己的阵地，领导也宽容，于是从评论到散文，从专访到年终回顾，一篇接一篇，成了我文字创作的高峰期。
这其中，我以新风格写成的年终回顾文章《回眸九一》，被《新闻出版报》头版全文转载；连续八篇在中国流行音乐界较早进行深入分析的文章《中?国流行音乐现状》，被外地出版社看中，最后扩充成书。而一些散文和评论在同伴之中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回头看，正是这些可保留下来的文章，让其他的人认识了我，认可了我，也把一些重要的机会给了我，于是改变产生。假设自己当初去新闻部值夜班，永远没有白纸黑字留得下来，我是否也会拥有机会呢？
四年报纸生涯，在回忆中飞快地度过，记忆中的画面总是先苦思冥想，版面的内容和创意有了之后就开始和作者磨合，再然后是画版校对付印，最后是手捧崭新报纸的得意。当然在这样的画面中，还夹杂着自己伏案写作（需要声明的是，在报纸四年中，除了极少数文章是领导的指令外，大多是自己冲动之下的奋笔疾书，写作在那时，是种不得不为之的快乐过程）的镜头，欢乐而忙碌。于是回忆也变得温馨起来，时常有种不愿意转过头来的留恋。
我该真诚感谢
在一种不情愿的状态中开始，但短短时间过后，不情愿的位置就给了自己一种情愿的生涯，尤其在内心铭记的是：这四年多的报纸生涯竟为今后的人生之路打下一个极好的基础，不说感谢已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首先，四年报纸生涯给了自己四年编辑的生活，对于新闻人来说，编辑位置又是最重要也是必须经过的。
年轻时认为干新闻，记者是最风光的，编辑的寂寞与为人做嫁衣，不是最好的选择，并且还固执地以为：那该是白发苍苍当不了记者的人才该坐的位置。
然而当过编辑，就知道这是大错特错。在新闻的流程中，编辑该是最重要的一环，他能培养一位又一位记者，他能化腐朽为神奇，他能通过巧妙的组合达到最好的传播效果。更重要的是，他总能从就事论事的思维中跳出来，站在一个更广阔的角度去思考和认识问题。因此，我庆幸四年的报纸编辑生涯。虽然自己做得并不好，还不能称得上是一个很好的编辑，可它让我知道了新闻人该朝着什么方向努力，所以我想，每一个年轻的新闻人，是该经历一段编辑生涯的。从某种角度说，当今中国电视的不够水准，是因为在大编辑思路方面认识不足和人才的缺乏，所以一个又一个节目才散兵游勇般被人轻视。
四年报纸生涯结束后，对我本人还有一个重大的收获，那就是开始会写些文章并比过去更能看出什么是好文章。
?这种改变不知是从哪一天开始的，想必不会有一条清晰的界限吧！就在报纸生涯过后，自己动笔与看人动笔，都好像去了一层雾气般神清气爽。我想这一方面来自自己不停地动笔，二来由于和不同作者的磨合，时间长了，熟能生巧，慢慢也就入了道，这是对一生都有益的收获。
在报社生涯中，第三个大收获就是友谊。
大学四年生涯在眼泪与迷茫中结束，那种无拘无束的友谊结束之后，曾经悲观地以为：从此人在江湖，尔虞我诈多了，真正的友谊怕是要在回忆中才出现。然而在报社这几年，可能由于工作不在主流关注之中，因此日子过得相对清净，人心也就略少浮躁，同时闲暇也多，友谊就又有了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有忘年交，比如和报社的同仁们，中午和下午下班后，激烈的牌局竞争或清净的闲谈都是一种值得留恋的时光，还有工作中的扶持以及他们对年轻人的宽容，都该算作忘年交的重要内容。
当然更重要的是同龄人的相互温暖与扶持。报纸生涯时，我和周围的好友，都过着单身生活，那么多的八小时以外，那么多的周末，好在有同龄人在，于是，酒、麻将、录像、闲侃、足球、音乐就成了我们工作之余生活的全部。在那样的四年里，的确“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于是单身生活成了另一种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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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是当初我们报社内四个年轻男人的合影。现如今，我们这四个人都已不在报社，但不管现在在做什么，《中国广播报》所给我们的培养都铭记在心，但愿每人都能出色些，好为自己青春停留过的地方增点光添点彩。
收获当然还有很多，比如，由于工作量不算太大，正赶上北京经济广播电台招客座主持人，我就前去应聘，还真的考上了，于是，又有了一年多广播节?目主持人的生涯，1026千赫也成了我非常熟悉的数字，或许，追寻自己主持之路，是该从1026千赫算起吧！
四年报纸生涯，在其中，自己写了很多文章，为别人编辑了很多好文章，得了一场大病，收获陪伴自己到现在的爱情，经历了自己和社会的最初磨合，和一群陌生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这一切，不都该让我好好对报纸生涯说声谢谢吗？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没有想到，这四年报纸生涯只是我生命之路中的一段，很多梦想和遗憾，很多欢乐和心情灰暗的日子，都留在那一段路上，成为一种记忆，成为生命之路的一块路标。
日子在报社一周一周地过去了，1993年，年初，办公室的电话响了，找我的，当我放下手中的工作去接这个电话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从此，另一种生活开始了……

走进电视：略显偶然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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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这个过去洗脸都有点儿马虎的人来说，刚一上电视，最痛苦的莫过于要化妆，加之自己底子不好，因此我常常对化妆师说：对不起，毁您手艺啦！
走进电视：略显偶然的相遇
曾经听电视台的一位中年记者给我讲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八十年代初她大学毕业，分配的方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在当时，由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大哥哥，宣传效果好，社会影响大，因此能分到电台是非常值得追求的目标。而中央电视台当时还很小，社会上电视机的数量少得可怜，所以干电视有些冷门，因此，被分到电视台工作，心里总有点儿别扭。但不幸的是，由于这位记者毕业时不慎得罪了权威人士，最后被分进?电视台工作，当时她自然好久不乐意。不过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不到十年的时间，干电视成了年轻人追求的热门职业，多年后回忆当初分配时的不尽如人意，她颇有些沧海桑田之感。
我毕业的时候，干电视已经是学新闻的学子们追求的热门目标，但在我心里却似乎很少做过电视梦。一来当时毕业时的主要目标是留在北京，如果选择电视台作为主攻方向，那风险太大，似乎是一场很难赢的赌局；二来在广播学院进了新闻系，学的是编采专业，出去之后，干广播甚至做报纸都是天经地义的事，而去做电视，那是电视系学生们的选择，对我来说，很遥远，当电视节目主持人就更不在念头之中了，我毕竟照过镜子，从长相到声音都提醒自己：别开玩笑了，还是为广播奉献终生吧！
1993年2月，春节刚过，我在《中国广播报》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是当时在电台《午间半小时》工作的崔永元打来的，“小白，我的同学在电视台要办一个新的节目，挺缺人的，你过去帮帮忙怎么样？”
这不是一个什么重大的抉择，因此我一口答应下来。
在当时的北京新闻界，干好本职工作之余到别的媒体帮帮忙正开始成为时尚，再加上那时总感觉有多余的精力可分配，尝试点新东西总是好的。没人会知道接了电话爽快的答应会让我今后的生活发生大的变化，一个简单的决定让我走上一条与以前不太相同的路。
接下来和《东方之子》的制片人时间联系上了。当时的栏目还不叫《东方之子》，只知道是一个人物栏目，我的任务是去这个栏目当策划，也就是帮助主持人设计一些问题，一起和其他工作人员进行人物分析。我不认为这很难，因为在几年的报纸生涯中，我也采访过好多人，再加上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副业，不可能把宝押在这个栏目上，因此心里几乎没有什么负担。
时间很慎重，一个上午，他来找我，我给他拿了几篇我过去采访人物的文章，时间仔细看过之后，拍板，你来吧！
2月底，我去时间他们的大本营，当时他们一些人在北京亚运村的一座办公楼里租了一大套房子，为节目的开播做准备。大大的客厅被改造成演播室，两张凳子固定了采访人和被采访人的位置，其他人住在另外屋里，很有点儿小成本家庭作坊的意思。这就是《东方之子》刚刚成立时的情景。
刚一进屋，时间把我介绍给大家，我的年龄在那儿摆着，和“策划”这个职称似乎有点儿距离，我看得出屋内人士脸上那种不太信任的神情。正好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在场，更是惊讶而直爽地喊道：转了好几圈，我以为找的是个老?头呢，原来把你找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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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和第一位“东方之子”——山东济南钢铁厂的厂长马俊才一起打台球，西装是借的，空荡荡的，人瘦得像狼，头发居然有点儿中分的劲头，因此有人说我更适合演个叛徒。就这副模样，由于是初生牛犊，所以还是不知深浅地上路了！
我并没有感到尴尬，因为毕竟年轻还有些不知深浅，加上制片人时间和我谈话的时候，淡化了我的工作职责，也没有把太大的工作压力给我。
工作就这样开始了，当时的主持人都已到位，包括《工人日报》的胡健大姐、社科院的陆建华以及另外一位女学者，在他们的面前，我更是感觉到，我将把自己的服务工作干好。
但我不会隐藏自己的观点，记得我第一次看的采访，对象是以写毛泽东著称的作家权延赤，采访结束，时间让我谈感受，表扬过后，我也提出一些自己的建议，当然可能会引起不快，但大家在那里都是工作第一，争论一下也就过去了。就这样我也慢慢地上了路，白天在报社正常工作，晚上和周末与未来的东方之子们打交道，日子倒也过得充实。
当时节目的名字还没定下来，议论最多的是《新太阳六十分》，我们这个人物栏目的名称就叫《太阳之子》。直到有一天时间接了个电话，告诉我们名字定了，叫《东方时空》，咱们这个栏目叫《东方之子》。名正了言就顺，大家的工作开始为5月1日的正式开播做准备。当时还缺主持人，我自然不会想到自己，我认真地在脑海中盘算了半天，给时间推荐了一位我在电台的同事，?两人也见了面，后来不知怎么就不了了之了。
于是记不清是哪一天，时间找到我：“后天你出差去山东，采访一个企业家，你做一下准备吧！”
我一时有点儿蒙，什么，我去采访？没有搞错吧？
没有。时间的态度很坚决，也没有作什么解释就走了。听了这个安排，当时组里的摄像赵布虹倒是来了个预言：刚开始人们可能会不习惯你，不过你会慢热的，能行！
我肯定不是千里马，但就在这一位又一位伯乐的督促下，半推半就地上了电视路。
然而心里还是有点儿打鼓，不是因采访和工作难度，而是怕一出电视图像，我在电台的同事看到，他们就会发现我在外面“干私活”，虽然是业余时间，但似乎还有些不妥。这时候，别人劝我：没事，咱这节目早上播出，人们早上不一定看电视。这样的安慰加上自己觉得采访完这一位之后可能就不会再上图像了，于是横了横心，去！
在去山东的火车上，我和同事聊天，信誓旦旦地对自己来了个设计：我要做一个不穿西装的采访人，至少领带是不能系的。但计划没有变化快，到达山东济南，采访开始前，时间看到我一身休闲的装束，便临时给我借了一件西装，领带也打了上去，当时瘦骨嶙峋的我终于穿上一个宽大的西装，晃晃荡荡地开始了我的第一次电视采访。想休闲一点儿的梦想没有了一个好的开头，以后几番挣扎几番被领导训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步一步走上西装革履之路，虽然别扭，但一句“要对观众尊重”就慢慢打消了我的自由设想。
由于《东方时空》节目将在5月1日正式开播，因此我这次到山东采访的对象是济南钢铁厂的厂长马俊才，一个“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最初和电视的磨合于我不是问题，既然不懂电视我也就没了镜头感、摄像机在哪儿的顾虑，摄像师跟我说：你只管像平时一样采访，别的事由我管。就这样，我的第一个电视采访完成了。
很久以后再重新看第一次采访，大家都笑了。
1993年5月1日，《东方时空》正式开播，在一段其他几位主持人的开场白之后，就是我采访的东方之子，而我自己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