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焦点访谈》这群人绝大多数都不是中央电视台的正式职工，尤其在九三、九四、九五那三年，我们这个栏目像一座充满朝气的兵营，似乎每天都有着人员的进进出出。印象很深的是，每次出一次长差，回到办公室，总有些新来的人不认识，而过去熟悉的人不见了踪影，一打听，另谋生路了。就是这样一种残酷但生机勃勃的流动，制造了《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起步后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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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部里近80％流浪北京的职工能以栏目为家，每年春节之前都会来一次大型的联欢，在联欢上，领导是我们攻击的靶子，他们连怨言都不许有，照片上的我装扮成一个“五四”青年，而身后都是乔装打扮后的同事。
那个时候的《东方时空》很有点儿电视界延安的味道，一批又一批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来参加一场电视界的革命，这种状态的形成，并不是因为《东方时空》节目本身已经做得多么优秀，而是因为他们在长期封闭的令人有些窒息的电视机制里发现了一扇透气的大门，让很多早就渴望?自由的青年电视人有了追梦的地方。
于是流浪北京就成了必然。
为什么选择流浪北京，很多人并没有说，幸运的是，在《生活空间》自己的栏目介绍中，很多工作人员用文字披露了自己来新闻评论部的原因，这成了难得的一份心灵记录。
陈虻：1993年6月的一天，孙玉胜靠着窗台对我说，到《东方时空》来吧。我回去看了二十几天的《东方时空》，想了二十多天。有两点理由，我决定来了，一是《东方时空》是一个天天播的节目，天天播，就一定天天有事干，我不愿闲着；二是《生活空间》当时是一个服务性的栏目，教给人一些生活技能，我想我在这儿干不成什么好事，至少不会干对不起老百姓的坏事。（作者注：陈虻后来创造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句经典广告语，并由害怕闲着变成渴望闲一两天，但没有机会。）
孙华拉：有人说《东方时空》是“中央电视台的深圳”，就为了这句话，为了成为中央电视台的深圳人，我来了。（作者注：如果特区慢慢内地化了，你是改变这种状况还是选择离开？）
林宏：在河北当了十几年的记者，1993年早晨，被电视屏幕上《生活空间》节目所惊醒，骤然感到：微斯人，吾谁与归？于是乎，怀揣着首届中国新闻奖的证书，昼夜兼程投奔于《生活空间》帐下。（作者注：更多的人是什么奖状都没带就来了，因为当时的评论部只关注现在和未来。）
倪俊：为了更大的生活空间。（作者注：人多了，《东方时空》也被做大了。）
李冰琦：因为希望。（作者注：一个乍一听像空话但仔细一听却令人回味的理由，评论部绝大多数人心里都有，只是有人说了，有人没说。）
刘挺：找罪受。（作者注：同意，但清闲对于年轻人来说，本就是最大的惩罚。）
李晓明：不过是想活得透气点儿，遇上这儿需要人手，还能提供温饱。（作者注：来评论部的人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恰恰相反，如果没有温饱，理想是空的。不过请注意：是温饱，不是富裕。）
…………
其实还有很多，这里不过是个节选，更重要的是，样本选取的是《生活空间》工作人员的，表达的却是当时来新闻评论部人们的共同心声。在那一段时间里，理想与希望并不是个空洞的话语，几乎所有来《东方时空》的人眼中，我都?能看到一种纯真的东西，这种相遇，让彼此都会拥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激动。
梦想是吸引力，而到了北京，生活就成了流浪人群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有人陆续而来，住处自然就是最先要解决的问题。在最初工资都很低的情况下，一群天南海北来的人过一种集体生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就拿《东方之子》组来说，我们屡次搬家，最后稳定在北京六里桥一栋居民楼的半地下室里。那套房子有七八个房间，住着我们近二十人。由于吃饭长期处于打游击状态，因此大家请了一个保姆，专门负责做饭。这个尽职的保姆，每天给我们清楚地算账，谁领来一个朋友吃饭，钱自然是不能少交的。
在这套房子里，我们生活了一年。这套房子中，高于地面能透进光线的窗户只有十多个厘米高，潮气是有的，但由于人多便蒸发了。男男女女每天人来人往，生活永远是热闹的。每天都会议论艺术与片子的拍摄，甚至会争论得面红耳赤。那时的手机是奢侈品，因此离家甚久的人会在夜晚到办公室给父母打一个问候的电话，然后踩着夜色回到地下室这个热闹的家。在这套房子之中，只有我一个结婚的人，因此电视、冰箱都是公用的，每天早上我用迪斯科舞曲叫大家起床，在那个地下室里过的除夕，我们两口子做了一桌子饭菜，等待除夕下半夜加班的同伴回来，这样一种感受，让我们多少找到了相依为命的感觉。
对于流浪北京的人们来说，物质上的回报暂时还看不到目标，甚至当时从各自的家乡离开，打碎那种含金量还可以的铁饭碗，本就是为精神上的一种慰藉，一种可以自由呼吸的生命状态而来，因此“群居”似的集体生活，没有人会觉得很苦。
在那流动的搬家过程中，在那一大套地下室之中的生活里，每个人似乎都亢奋着、跳动着、燃烧着，中间夹杂着和人有关的各种故事。喝多了以后的迷狂、谈恋爱时的你死我活、闲下来时牌局的你输我赢……更重要的是那段日子是《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栏目向上攀升的阶段，从某种角度说，正是流浪北京的人们用一种流浪中的激情点燃了这把改革之火。还是老话，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当我们在地下室里住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夏天的一场大水把我们的家园冲了个七零八落，集体生活被迫结束。
那场水来得非常突然，外面一直下暴雨，不知是因为豆腐渣工程还是因为房管部门维修不力，我们的窗户突然成了进水的闸门。由于是半地下室，屋里的地面本来就低于外面的地面，因此只用了很短的时间，我们的家园便成了汪洋世界。屋里的人们虽在齐膝的水中紧急抢救，但家园的凋零已是不可避免。
当时我们的一位摄像拍下了这有些悲壮的场面，而另一位组里的同事用这?些画面做成了一个小片子，配上惠特尼·休斯顿深情款款的歌声，播放的时候，大家表面是笑，但心中是否流泪，怕只有各自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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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注定了不稳定，照片上的四个人是东方之子过去的同事，现在右边的温迪雅去英国留学，中间的男士，《东方之子》《实话实说》的创办人时间，已流浪到评论部副主任的位置上，左二的编导程晓鸿则流浪到了美国，显然，流浪的空间扩大了。
这一切对于我们来说都不算是苦难，甚至回忆起来还多少有点儿留恋的味道。这之中，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时常困扰着流浪的人们。比如说，心中永远的漂泊感、变换了生活环境以后的感情生活，不是中央电视台的正式职工，因此没有任何福利，没有对于分房子的渴望，没有借资料的资格，还有某些正式职工的白眼，出去采访时不公正的待遇等等，这一切都曾经在局部的时间里刺痛过流浪的心，只不过很快就过去了。
大水冲走了我们《东方之子》组的集体生活，相信其他组也都有着各自精彩而让人感慨的故事，最初那种夹杂着热情的流动也慢慢稳定下来，大家开始在京城之中租下房子各居一方，见面时大多是在办公室或是出差之中。梦想不用在众人之中分享，各自组内的人员也稳定下来，不再是出一次差回来，就能轻易看见陌生的面孔。
我为同事们高兴，从二十多岁走过三十，人们不能总是停留在一种流浪的状态之中，上面有老，有的人下面也开始有小，生活的重负在理想的面前也是必须承担的，稳定便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但我在祝福的同时，依然怀念那种流浪时的激情。生活环境不再像最初那般恶劣，可内心深处那种流浪的激情之火却不应该熄灭，否则我们的节目就注?定要在越来越精致的技巧之中消灭了激情消灭了一种粗糙而原始的冲击力，那是可怕的。
在评论部内部曾有一个栏目向工作人员问过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还没走？”回答是多种多样的：
“还没累死呢！”
“还没过瘾，走什么走！”
“我喜欢这个职业和我的同事们。”
“自己骗自己个儿。”
“在这里，似乎总也达不到理想的目标，于是我留下了。”
“累傻了。”
“因为理想还不曾破灭。”
“希望大于失望。”
“因为还不是走的时候。”
……这最后一句回答最让我提心吊胆，和评论部的感情经过六年多日子的磨合，有爱恋，有惯性使然，有各种各样的理由，难以说出个“走”字，但还是盼着在这个由流动人员组成的大集体中，道路的前方一定要永远有着理想之花的影子，这样路上不管有怎样的坎坷和艰难，行走的人才会不停地向前。如果哪一天，这条路的前方已没了理想的百合花，那就到了大家该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永远没有这一天，永远都不是走的时候。
只是，不知大家现在的小日子过得怎样，也许都会经常怀念那有酒有烟有彻夜长谈有面红耳赤的日子吧？青春不会再来，流浪的脚步慢慢停歇，但精神的流浪却永不该停止，否则，我们这一代人很快就会成为后面追赶者走向成功的祭品。
我很庆幸，能与敬一丹、水均益、方宏进和崔永元成为搭档，我想我们有很多共同点。比如：都不是一开始就干上电视；都不是北京人；都结婚了，还都没离；都有一个孩子，都酷爱着孩子；一般都喜欢下班回家……
大姐敬一丹　我们习惯称敬一丹为敬大姐，这不仅是因为她在我们五个人中年岁最大，还因为她的确是大姐的样子。
我从没有见过敬大姐穿过不得体的衣服，平日里很少听敬大姐谈论时尚等?话题，但她在生活之中和出镜的时候，穿着搭配却总是觉得没有比这样穿更合身的了。
敬大姐的心很软，即使是批评性的报道她也是商量的口吻，而在采访针锋相对要提一些尖锐问题时，敬大姐总是狠不下心来，这使得敬大姐在我们这个经常流露出“尖酸刻薄”的团队中多少显得有点儿与众不同。
而对于观众来说，敬大姐就比我们几个人值得信赖得多，因此收到的各种信件是最多的，也因此看到敬大姐求人办事，但从不是为她自己，而是为别人。求敬大姐办事有一点让人印象深刻，你把事儿跟她说了，几天之中，她都没有跟你谈起这件事，你以为敬大姐忘了，几天以后，她把办好了事的结果告诉你，然后和你聊起其他话题，让你说感谢的机会都没有。
平和宽容的敬大姐也有发火的时候。记得有一次我们五个人出去签名售书，读者很拥挤，秩序也很乱，维持秩序的一位小姐冲一位观众很不客气地发了火。这个时候敬大姐发话了：你客气一点儿好不好？目标当然是冲着那位维持秩序的小姐。我知道敬大姐绝不会拍桌子瞪眼睛，但语气突然严厉起来就是她发火的象征，我甚至感到：这比那种真正的发火还要有震慑力。
敬大姐还是一个容易被普通人和普通人中间的感情所打动的人。她关注民工关注孩子关注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我虽然几年之中没有见过敬大姐掉眼泪，却经常感受到她在讲述某件事情心头一软的时候。
我时常能感觉到外在很柔和的敬大姐骨子里却很坚强。当初从黑龙江向外考研究生的时候，几次挫折又几次坚持，终于见到成功的那一天。从广播学院任教到电视台当主持人，从经济部到评论部，敬大姐的每一步都走得准确并坚定，这不能不让我佩服她的判断。想当初敬大姐在经济部已经闯开了一片天地，也开办了中央电视台第一个以主持人名字命名的栏目《一丹话题》，但敬大姐依然敢把这一切都抛掉，来评论部重闯一片天地，这是一种有勇气的赌博，并且敬大姐赢了，也因此，敬大姐在我心中的形象从来就不是柔弱的，“大姐”这两个字叫起来更带上了一种佩服的含义。
很少见到敬大姐挣扎与痛苦的样子，也很少听敬大姐沉重地讲过去的事，做节目也好做社会上的很多事也好，敬大姐好像总是很轻松很自然的样子。敬大姐的内心冲突在哪里，对于我是个谜，或许将来只有敬大姐自己才能破解。
不过有时也看得出来，敬大姐在我们这些年龄小她好多的小弟身上，感受到自己作为大姐的一种压力感。但是没有关系，春天过了从来不是秋，何必为年龄发愁。主持人这个行当应当是越老越吃香，与其我们或下一代主持人熬到?年岁大一点时才真正做到成熟，不如敬大姐就先给我们做一个榜样，更何况，总和年轻人待在一起的敬大姐，想老是困难的。
老师方宏进　称方宏进为老师有这样几层含义，一来他的确是老师，深圳大学的老师。很多年里，你看着他在电视台的屏幕上晃来晃去，但个人关系却一直还在深圳大学，直到最近，这种关系才有了改变。我也曾经遇到过他在深圳大学时教过的学生，对他的教课水平还多有夸奖，只不过这些夸奖者都是他的女学生，不知男生的评价会是如何。
叫他老师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在我们五个人之中，做新闻评论类节目，方宏进是出道最早的。想当初《东方时空》还了无踪影的时候，老方就在北京电视台弄了个广泛引起轰动的和希望工程有关的《圆梦》，之后又在中央电视台《观察与思考》节目中任主持人。如按日本、韩国的规矩，我们不管比老方大还是小，都得称呼他为前辈才对。也因此，有一年春节我们内部的联欢会上，有一个小品里有这样的台词，是几十年后方宏进的孩子说给崔永元孩子听的：“哼，当初我爸出名的时候，你爸还磕瓜子练嘴皮子呢！”我想，不仅小崔的孩子，我和水均益的孩子面对这句话时也都只有听着的份儿。
叫方宏进为老师的第三个因素只和我个人有关。1997年7月份，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对我这个金融奥妙知之不多的人来说，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有些深奥。不过方宏进是此中高手，正好有一次聚会，我向老方请教，老方一二三四，把亚洲金融危机讲得生动有趣，其实不仅是我，身边很多人都听得入了迷，也正因为那次谈话，我对经济产生了深厚的兴趣，从此开始关注精彩纷呈的经济领域，从这个角度来说，老方是个启蒙老师。当然叫老方为老师，还因为他有很多值得我学的东西。
做三峡大江截流直播的时候，我们俩在船上住一个屋，刚到房间，他收拾东西，最先拿出的是一瓶二锅头，放到窗台上，这才开始收拾其他东西。每顿饭多少都得喝一点儿，但从来也没见他喝多过，恰当的节制与从容体现出老方生活的一种态度。与此同时，老方还带到三峡一盘鲁宾斯坦弹奏的《肖邦夜曲》，在用手提电脑打稿子的时候，肖邦的夜曲伴着他，很显然，老方是一个很讲究生活细节与生活质量的人。
不过和他住一个屋也有让我愤怒的地方，一来他入睡速度太快，二来他打呼噜。
?他入睡速度之快，我还没发现一个对手，常常是我俩躺下，你一句我一句聊天，但如果我有哪一句回答得晚了些，再传来就是他的呼噜声了。这让我这个曾经饱受失眠之苦的人大为羡慕，同时更羡慕他快速入睡的平和心境，这对于从事主持人这个行当的人来说，尤其珍贵。而对于老方的打呼噜，我恐怕也和他的太太一样，刚开始适应不了，到后来，没了他的呼噜，倒要重新适应几天了。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老方极少出差离开北京，守着娇妻幼女，每天过的日子滋滋润润。由于出镜只穿一套西装，省下的钱就把自己和老婆孩子的脸色补贴得白里透红。
可我恨他的脸色和一睡就着。
性情中人水均益　其实水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