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九岁时首次赢得了一项赛事的胜利。那只是一项小赛事，是每个星期在俱乐部举行的那种比赛。每次比赛都只有五六个球手参加，比赛获胜后得到的奖品不是金钱，而是一个奖杯，外加一张券，让你在某张球台上免费打六个小时。我得到了免费打球的券，虽然我并不真正需要免费球台，因为我父亲总是确保我的球台付了钱。我真正想要的是那奖杯，可我却没有得到。我很伤心。他们说，“对不起，那奖杯还没有准备好，不过我们正在准备。”于是，我就等啊等。大约等了两个月，我都以为那奖杯不会有了。我不断问他们奖杯在哪里，他们一再向我保证，说快了。有一天，我们一群人正坐在那里那多少有些像社交俱乐部，大家的年龄从十岁（比方说我）到二十五岁不等那该死的小奖杯终于送到的俱乐部。俱乐部里的职业球手尼克?特里告诉我，得到奖杯的时候要亲吻它。“亲吻它一下，”他说。我心中却在想，你想拿我开涮，我就不亲吻这该死的奖杯。他说，“我来教你怎样亲吻奖杯。”于是，他开始亲吻我的奖杯。我一直不愿意亲吻奖杯，我从来没有那种冲动感，现在也只是为了拍照才亲吻奖杯。但是我特别喜欢将奖杯拿起来，举过头顶，抚摸它们，看着它们。我一直为奖杯而疯狂。
    对于我来说，奖杯一直比金钱更重要。几年后，在我十四岁那年，我在利兹的一项赛事中获得了胜利，赢了五百英镑，但他们又没有给我奖杯。我站在那里想：我的奖杯在哪里？我想要一样东西来纪念我所获得的胜利。奖金早晚总是要用完的，所以我需要在我的奖杯柜里添一项纪念物。我回到家时非常伤心，几乎要流泪了。我甚至都没有告诉母亲我赢得了比赛的胜利。我只是伤心地嘟哝了一句，“妈，他们没有给我奖杯。”
    尽管我平生第一次赢得了一项赛事的胜利，但我对人的态度却没有任何改进。我小时候脾气坏透了：只要父亲不在场，我每次打出空杆都会气急败坏地胡作非为；可只要他一走进俱乐部，我就会立刻变成最听话的乖孩子。不过，俱乐部里的人会把我的表现以及我所说过的脏话告诉他。他们会说，“你要好好说说他。我们不能让一个十岁的孩子在俱乐部里脏话连篇，每次打出空杆就将球杆摔在地上。”父亲会来到俱乐部，如果我在打球的时候又是放声大笑又是和他开着玩笑，他就会严厉地看我一眼，这一眼足以让我立刻收敛起来。我只要一看到那目光，就会胆战心惊。他从来不当着别人的面说什么，但回家时他会在汽车内说，“这样不行。我进来时看到你在球台上乱来，我为你每小时付五英镑，不是让你去那里鬼混的。如果你想鬼混，完全可以和你的那些伙伴们去骑自行车。我下次再来俱乐部时，不想知道你是赢了还是输了，我只想看到你脸上面无表情。”
    他的话当然是对的，因此我只好洗耳恭听。如果我不听他的话，比赛的结果一塌糊涂，他就会对我说，“瞧，我早就告诉过你吧。虽让我不能做到百分之百的正确，但百分之九十九的时候我都是对的，我不希望你经历人生中的这些挫折。”他只希望我能走正道：一心一意地打斯诺克，不是打牌，不是玩老虎机，也不是到处鬼混。他总是希望我能认真对待斯诺克，即使在我只有十岁时。
    等我一开始参加各种比赛，我就意识到，如果我想取胜，我就必须改变我的态度。我必须学会在对手打球时坐在那里集中精力。在斯诺克这一行中，你必须接受自己会打出空杆这一事实，然后尽量不要让对手看出你心情紧张，因为对手会利用你的心态，让你更加紧张。如果你在比赛时勃然大怒，那么最终你会连日子都不知道。即使是在今天，尽管我的脾气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但已经比以前好上了一千倍。我现在常常会在输球后气急败坏，说一些蠢话通常是我再也不打斯诺克了。我已经明白，只有像我这样热爱这项运动的人才会说那样的话。
    我小时候，只有在斯诺克球馆里，脾气才会这么糟，在球馆外，我要放松得多。我常常和我的伙伴们一起踢足球。我太争强好胜，任何运动项目都不喜欢输给别人足球、乒乓球、高尔夫。不过，这些项目当中没有一样会像斯诺克那样让我感到紧张。我特别不愿意看到自己打出空杆时对手就在球台旁。我常常会恼羞成怒，心中想：我是想把球打进球袋，而不是给对手创造机会。
    我在学校里比较腼腆，绝对不是人们注意的焦点，因此没有人真正了解我。我在女孩面前尤其腼腆，结果直到十五岁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女朋友。虽然我有许多机会跟一两个女孩交朋友，但是我没有勇气邀她们出去。我讨厌学校，讨厌早晨起床、背上书包、步行去学校，因为我知道自己在学校会无所事事。我会坐在课堂上，将书从头至尾翻一遍，但我从来不会给它百分之百的注意力。我唯一稍微感兴趣的课程是木工课和体育课。我常常急不可待地盼望着木工课的到来，然后画图，拿出锯子。我动手做了一只非常漂亮的斯诺克球盒，唯一的问题是我将公分和英尺混淆在了一起。我边做边对老师说：“我的盒子不要这么宽。”可他却坚持说没问题，因为我的草图完全是按比例画的。“不，”我说，“我家里有个盒子，一点也不是这个样子。”“不，你就这样做下去，你没有弄错。”结果，完成之后，那看上去像巨人用的球盒。
    不过，不管我如何讨厌学校，我从来不逃课，因为我很害怕父亲会对我说什么。我知道，如果我逃课，我们家就会收到学校的来信，父亲就会暴跳如雷，给我那种让我胆战心惊的眼神，然后便是屁股享受一顿痛打，疼得我好几天都无法坐下来。我倒是从来没有被严厉惩罚过，也没有被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准出来。我受到的惩罚要么是屁股被痛打一顿，要么是一连几个星期不准打斯诺克。我想这比严厉的惩罚对我更有效，因为我会因此无法做我唯一喜欢的事。
    我总是在学校里做完作业，然后尽快离开学校。我从最近的出口飞快地跑出去，不是下到地铁车站，而是直接穿过人来人往的雷德里奇绕行路线，为的是要赶上放学铃声响后九分钟，也就是三点二十四分开出的148路公共汽车。我要是赶不上这辆车，就得在那里干等着，而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如坐针毡，因为我会损失半小时打球的时间。我一到家就扔下书包，抓起球杆，给出租车公司打电话（我至今仍然记得那号码！），出租车立刻就会过来接我。我三点五十分就可以赶到斯诺克俱乐部。我从九岁起就过上了这种习惯性的生活。
    父亲每天给我二十英镑，用于出租车来回车费，外加零花钱。他说：“在俱乐部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打多久得球就打多久。”他会在每个周末支付所有费用至少要100英镑。只要我表现好，他不在乎我花多少钱。
    可是我的表现却并不好。尽管父亲为了我在俱乐部里花了那么多钱，俱乐部里的人仍然不喜欢我。由于某些原因，许多人就是不喜欢我。这种情况现在少多了，但仍然存在。总有那么一些人想让我日子不好过。我现在仍然不明白那其中的原因。我和一些人关系密切，但这些人与父亲圈子里的人截然不同。在以前，父亲会把我介绍给不同的人，我却在心里想：不，多谢了，他们跟我不是一路人。父亲总是跟什么人都自来熟，而在这方面，我与他有着天壤之别。我这个人总的来说不爱说话，我只有熟悉某个人之后，才会向这个人敞开心扉，才会和他们一起放声大笑。
    终于，我十七岁那年，在我赢得第一个大奖赛冠军后不久，我因为自己带了吃的东西而被伊尔福德俱乐部禁止入内。我总是去“马克和斯宾塞”快餐店买三明治和水果沙拉，因为俱乐部里所有的食物都是油炸的。俱乐部的老板娘莫尼卡走到我跟前，对我说，“宝贝，你不能将自己的食物带进这里来。”她叫谁都是“宝贝”，但她对我的态度中没有任何爱意。“如果你想吃自己带来的东西，你就去俱乐部外面，在那里吃。你不能在俱乐部里吃这些，宝贝。”她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难堪，居高临下地训斥我。
    就在她轻蔑地离去时，我冲着他的背影大声说道，“莫尼卡，你有没有勺子可以借给我喝酸奶？”
    她勃然大怒，气急败坏。大家放声哈哈大笑，把她气得满脸通红。
    我在这家俱乐部的日子走到了尽头。她丈夫罗恩死板着脸走到我面前。“你这样和莫尼卡说话，以后就别再来这里了。”但这件事与我对莫尼卡说话的态度没有任何关系。我不是故意给她捣乱，我这样做是因为他偏爱肯?达赫蒂。
    我从九岁起就在伊尔福德的这家俱乐部打球，是他们这里最佳的消费者，至少我父亲是。如果我父亲走进这家俱乐部，看到里面有二十个人，他便会给所有人买点吃的，外加一杯茶。他给这地方带来了生气。肯?达赫蒂只是一年前才从爱尔兰来到这里，然而这地方到处贴满了对肯阿谀奉承的肉麻话这项赛事赢得出色，那项赛事赢得漂亮。当我获得了世界上第二大赛事英国锦标赛（原文：英国冠军赛）的冠军时，肯赢得了皇家威尔士赛冠军。尽管皇家威尔士赛的规格根本无法与英国冠军赛相提并论，俱乐部里却到处张贴着“肯?达赫蒂，皇家威尔士冠军”，而且是用五颜六色的正楷写在非常漂亮的纸上。对于我的胜利，他们只是随便在墙上贴了张破纸，上面潦草地写着，“祝贺罗尼?奥沙利文，英国锦标赛史上最年轻的冠军。”肯可以免费打球，而我在将自己的标准球台放进俱乐部前，他们连五分钟免费时间都不给我。
    当他们把我赶出来时，我已经将自己专用的价值4000英镑的标准球台放在了那里。我对罗恩和莫尼卡说，“公平合理，但我要将自己的球台带走。”
    “不，你可以把球台留在这里，”罗恩说。
    “你真是太可笑了，”我说，“装球台的工人下星期就会过来，将球台拆走。没问题。多谢了，罗恩宝贝。”这件事就此结束。
    我小时候听到人们说我将成为斯诺克冠军时，从赛没有想到过我会赢那么多钱，我只是想上电视。我想出名，想得到人们的承认。我想走在街上，听到人们在喊叫，“快看，那位斯诺克球手就在那里。”然后，他们就会走到我面前，和我握手。我常常幻想着等我毕业离开学校后，我可以走进一家夜总会，被一位姑娘认出来。然后，她走过来对我说，“啊，你是罗尼?奥沙利文。”我们会天南地北地聊起来，在不知不觉中，谈话的内容就会变成：“你明天晚上干什么？我们一起出去吃晚饭吧！”“哦，好的，宝贝！”我希望能碰到我不必主动出击，胡说八道的情景。因此，我就必须出名因为我不擅长与人交流。我以为那样一来，我的生活会容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