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死了已有十一年,当时我才四岁。我从来就没有指望过,能再听到关于他的消息。可现在,我们正在共同写一本书。 这些文字就是这本书中开头的几行,它们都是我写的;但我父亲很快就会加入进来,毕竟这本书的大部分都得由他来讲述。 我不知道,我是否还真能记起我父亲。也许我只能认为,我之所以还记得他,主要是因为我经常翻看他那些照片。 有一幅照片上,我和我父亲坐在客厅里的皮质旧沙发上。他当时似乎正在讲什么有趣的事儿。那张沙发我们现在还保留着,可我父亲已不再坐在那里。 另一幅照片则是,我们悠然自得地坐在玻璃走廊上的绿色摇椅里。我父亲死后,这幅照片就一直挂在我的房间。此刻,我试图止住摇椅,因为我要把我的所有想法,都写进一个厚厚的记事本。以后,我还要把所有这些都输入我父亲留下的那台旧电脑中。 关于这台电脑,我还有得说的。为此,我必须回到过去。 我们家里还有我父亲的录像带。有一段录像上,父亲和我坐在我们位于费尔斯多伦的度假寓所外面。时值复活节,外面阳光灿烂。我们俩各自的手里拿着半只甜橙。我正使劲儿地吸吮橙汁,我手里的橙子还没有剥皮。我父亲可能正在思索某些完全不同的橙子,这一点我相当肯定。 就在这个复活节假期之后,我父亲察觉到,他的身体有些不对劲儿。他病了大约半年。他担心他很快就会死去。我相信,他知道他会死的。 妈妈常常对我讲,我父亲当时特别伤心,因为他知道,在他能真正认识我之前,他就得死去。 我父亲当时坚定地认为,跟一个年仅三岁半的小男孩,不可能真正有话说。今天,我已明白他的意思,而且,要是你读完了这本书,你也会理解他的。 今天,我满十五岁了,或者准确地说,是十五岁零三周。我叫乔治·罗德,住在奥斯陆的胡姆勒街,跟我妈妈一起,还有尤尔根和米莉娅。尤尔根是我的新父亲,可我从来就只叫他尤尔根。米莉娅是我的小妹妹。她才一岁半,真是小得让人没法跟她正式讲话。 我父亲死后,爷爷奶奶曾到我们家来,帮我妈妈收拾我父亲的东西。可是他们当时却没有发现某样重要的东西:那是我父亲写的东西在他被送去住院之前。 当时没人知道这事儿。“橙色女孩”的故事是这周星期一才冒出来的。事情的经过是:奶奶想从工具间里找样东西,却在我小时坐过的那部红色童车的坐垫下发现了它。 我父亲写下它的时候,我才三岁半。它实际上是我父亲特地为我写的。他当时写下这个“橙色女孩”的故事,就是为了让我长大以后才看,也就是说,当我大到能够读懂它时。为此,他当时写了一封给未来的信。 我们希望自己写好的东西,在四个小时,十四天,或者四十年以后,才被人读到这完全是有可能的。“橙色女孩”的故事就属于这种情况。它是为一个年满十二岁或者十四岁的、名叫“乔治”的少年写的。也就是说,是给我父亲当时还不认识的那个“乔治”写的;并且他还不得不假设,他永远也不可能认识他了。 现在,这个故事终于必须真正地开始了。 将近一周之前,我从音乐学校回到家里。我惊讶地发现,爷爷奶奶看我们来了。他们突然从通斯贝格赶过来,而且还要在我们家住一宿。 妈妈和尤尔根也在场。当我进屋脱鞋的时候,四个大人似乎都怀着某种难以形容的期待他们真的在等我。可我的鞋又脏又湿,竟然无人过问。我感觉,好像要发生什么大事。 奶奶讲出事情的原委:她发现了一封信,是我父亲临死之前不久写给我的。我感到,我的胃在剧烈地痉挛。他已死去十一年。一封来自我父亲的书信--它听起来严肃得可怕,犹如一封遗书。 奶奶递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这信是封了口的,上面只写着“乔治收”三个字。我撕开信封,抽出厚厚的一叠纸来。我一看,顿时吓了一大跳,因为第一页上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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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向你致以衷心的问候,你的乔治他仍然住在胡姆勒;并且知道,他源于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又及:读了你的长信之后,我想我有勇气跟那个拉提琴的女孩说话了也许就在下星期一。现在,我已想出了一个绝好的话题……然后,或许她就会让我看她的小提琴了。 可我还在写。因为我还有几句所谓的“附言”,也就是想为所有读了本书的人们写几句话。而这只是一个善良的建议: 问问你们的父母,他们当初是怎样相识的。也许他们会讲述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要同时问他们两个,看看他们所讲的故事是否完全相符。 不要吃惊,如果他们突然显得尴尬起来。我想,这很正常。我们前面谈过的这类童话,永远也不会完全相同。可这时你们会慢慢地发现,每一个童话都或多或少有一些敏感的“规则”,而这些规则本身,却让人难以言说。也许你们可以试试,绘制一条关于这些规则的曲线。用语言去把握它们,并不总是很容易;并且有一种东西,我们称之为“分寸感”。 那样的故事越是宛转曲折,它听起来就可能令人越是紧张。因为,要是其中的某一个细节跟实际发生的结局稍微有所不同;那么,就很可能根本不会有你们。我敢打赌,其实,当初有不计其数的小事,它们可以改变全局,最终使你们没有机会降临人世。 或者,不妨引用我聪明的父亲的一句话:生命就是一次大型的搏彩,只有那些中奖的彩票才是可见的。 而你,正在阅读本书的你,就是那样一张中奖的彩票。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