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那家名叫埃诺的小餐馆里被逮捕的。十二点钟。我正吃着鸡蛋喝着咖啡。不算是午餐，是把早餐挪到这时候了。在大雨里跋涉了好长一段路，我已浑身湿透，累得够呛。沿着高速公路一直走到这个镇子边上。
    这家餐馆不大，却干净明亮。新开张的，布置得像是一节铁路车厢。店堂窄窄的，一边是一溜长餐桌和兀然凸出的厨房，靠墙那边则是一个个分隔的厢座。
    中间那条通道也可以算作一个隔间。
    我坐在一个靠窗的厢座里，拿起不知什么人扔在那儿的一份报纸，瞧着上面的大选报道，那家伙我上一回投票就没选他，这次也不打算选他做总统。外面，雨停了，玻璃窗上还滴着一串串亮闪闪的水珠。我看见两辆警车驶入满地沙砾的停车场。车子开得很猛，轮胎嘎吱作响地扑向停车位。灯柱一闪一闪，红蓝交织的灯光映在我窗前的雨珠里。车门突然打开，警察跳了出来。每辆车下来两个，手里都有武器。两把左轮，两把滑膛枪。这可是重家伙。一个拿左轮枪的和另一个拿滑膛枪的包抄到后面去了。其余那两个便从门里冲了进来。
    我就坐在那儿看着他们。我知道餐馆里都有些什么人。后边有一个厨师，还有两个女招待，剩下是两个老头，还有我。这个行动是冲我来的。我到这镇上还不到半个钟头。这儿其他那五个人也许一辈子都生活在本地。如果说他们有什么麻烦的话，无非是让警察觉得有点碍手碍脚罢了。他得向他们表示歉意，还得含糊其辞地跟他们解释一通，把他们带到警察局去做证词。于是这重武器就冲着我来了。我三口两口地往嘴里塞着鸡蛋，把一张五块钱的票子塞在盘子底下，把报纸四四方方折好塞进外衣口袋。两手搁在桌子上，一口喝干杯子里的咖啡。
    那个拿着左轮枪的在门口停了一下。他弓着身子进来，两手攥着枪，瞄着我的脑袋。端着滑膛枪的家伙封堵在那儿。这是两个精干强壮的小伙子。动作利落而准确，教科书上的招式。那左轮枪把守门道，其位置可以精确地控制整个屋子。
    那滑膛枪近距离射击能让我脑浆溅满窗口。要夺路突围显然没戏。在近距离肉搏中左轮枪手也许会失手，可远处的滑膛枪从门道里轰过来，准能把上来抓捕的警察和我一块儿干掉，还捎带后面厢座里的老头。到现在为止，他们做的一切都正确无误——毫无疑问是这样；他们局面占优——这也毫无疑问。仄逼的厢座把我的身子卡在里面，我根本施展不开手脚。我摊在桌面上的双手活动了一下。端着滑膛枪的警察更挨近了。
    “不许动！警察！”他高喊。    棒槌学堂·出品
    他尽量扯高嗓门，想吓住我。教科书上的招式。那些大呼小叫多半是想把围捕目标吓得趴下。我举起双手。拿左轮枪的家伙从门口走进来。那滑膛枪离我更近了，太近了。这是他们的第一个错误。
    如果真要动手的话，我会猛然扑过去攥住滑膛枪管，迫使枪口朝上。
    轰出去的子弹会射穿天花板，也许，我该用肘弯猛击那警察脸部，滑膛枪没准就能到我手里。拿左轮枪那家伙会调整枪口角度对准我，却又不敢贸然开枪伤了同伴。也许这就该他们倒霉了。但我仍坐在那儿，两手高高举起。拿滑膛枪的警察仍扯着嗓子叫喊，跃动着身子。
    “从座位上起来，站到地上来！”他喊道。
    我慢慢站起来离开厢座，把手腕伸向那左轮枪手。我不想趴在地板上。不想让这些乡下小子弄得灰头土脸。就算他们拉来整支带榴弹炮的警察部队也不干。
    拿左轮枪的是个警官，挺沉得住气的。拿滑膛枪的见他的搭档把枪插进枪套，便从皮带上解下手铐，把它铐在我手腕上，手里那管枪还一直瞄着我。后援组的人从后边厨房进来了。他们绕过长餐桌，卡住我身后的位置。他们过来把我全身上下拍了个遍。我瞥见那警官在摇头暗示，没有武器。
    后援组的人一边一个拽住我胳膊。持滑膛枪那人仍将枪口对着我。那警官走上来。这白人男子有着运动员的身胚，瘦长，结实，皮肤晒得黢黑。跟我年纪差不多。衫衬口袋上方的化纤胸牌上标着他的姓氏：贝克。他抬脸看我。
    “你因谋杀罪被捕。”他说，“你有权保持沉默。你说的任何话都可能被作为对你不利的证据。你有权聘请律师辩护。如果你请不起律师，佐治亚州政府将为你免费提供一名律师。你明白这些权利吗？”
    真是一篇出色的米兰达宣言。他说得很清楚。他没有拿着卡片照本宣科。他说这些话就像是知道这里边的意思，也明白它对于我对于他的重要性似的。我没有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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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四章
    然而，我和罗丝柯的关系没有向前发展的可能，根本没有可能性，我们之间有太多的问题。在经历了二十四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后，一切都结束了，我又回到了路上。
    用那些抽屉顶住破裂的门扇是星期天早上五点钟，我们两人都累极了，但肾上腺素仍在体内活跃，所以我们根本睡不着觉，只是在那儿交谈。谈得越多，越不想睡觉。
    在刚刚过去的六十四小时里，罗丝柯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被羁押状态。她没有受到虐待，她告诉我说他们没有碰她。她非常害怕，好在他们只是差使她像奴隶似的干活。星期二那天，皮卡德开车来接她，我看着他们离去，向他们挥手告别，她把我们的进程告诉了他。
    车子在乡间公路上行驶了一英里后，他拔出枪对着她，收缴了她的武器，给她上了手铐，把她带到货仓。他直接把车开到卷闸门前，逼迫她和查莉·哈伯勒一起干活。我从高处望下去时，看到她俩一直在干着那份苦役。罗丝柯曾从克林纳的儿子开进来的那辆红色货车上卸过货，而我跟着那辆车一直跟到孟菲斯，心里还在纳闷为什么那车里竟是空的。
    查莉·哈伯勒在那儿做了五天半的苦力，从星期一晚上算起。
    克林纳当时已经开始忙起来了，因为海岸警卫队撤离得太快，出乎他的意料。
    他知道自己必须赶快把这儿的存货装运出去。所以，皮卡德直接就把哈伯勒家的三个人送到货仓来了。克林纳需要这些人质干活。他们每天晚上只能睡很少的几个小时，就睡在钞票堆上，手被铐在办公室底下的楼梯上。
    星期六早上，他儿子和两个警卫没有回去，克林纳简直要抓狂了，他已经没有什么人手可用了。于是，他驱使人质不停地干活。星期六晚上她们几乎都没有睡觉的工夫，只是绝望地把那些堆积如山的钞票不停地铲进箱子里。这活儿越来越干不完似的，卡车把一车车新弄来的美元倒在货仓地上时，克林纳就变得越来越疯狂。
    那三天里，罗丝柯大部分时间都在做苦力，这漫长的三天是她生命中最恐惧最危险最疲劳最屈辱的时光。而这一切都是我的过失。
    我越是这样自责，她就越是不肯责怪我。是我的错，我说。不是你的错，她说。我真对不起你，我说。别这样，她这样说。
    我们互相听着对方的叙述，接受对方的解释。但我还是觉得是我的错。当然，她百分之百不这样认为。尽管她这样说了，可我们还是解不开这个结。这给我们之间的关系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阴影。
    我们在她那个小小的淋浴间里一起洗澡，那一个小时是最美好的时光。我们冲洗着身上的汗渍、钞票气味和烟熏火燎的气味，一边仍在交谈。我告诉她星期五晚上发生的事情，那个暴风雨之夜在哈伯勒家里的伏击。我把所有的情节都告诉了她。我说起那一整袋的刀子、锤子和钉子。我告诉她我是怎么把那五个家伙干掉的。我还以为她会为此而万分欣喜。
    没想到，这却成了我们之间发生的第二个问题。因为当时站在热水龙头底下冲淋，没觉出什么大的反应，但我听出了她嗓子里似乎有什么异样，只是微微一下战栗，并不是惊异和不悦。只是某种疑讶而已，也许是觉得我有点过分。从她的声音里我能听出这意味。